华南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谭元亨

　　讲完亭台楼阁，自然也该讲讲“园”了。只是这个园并不怎么好说，因为说的人多了，而且讲得非常精辟、到位，留下的空白几乎没有。再说，若只是重复他们已经说过的一切，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所以，这个题目，一直拖到今天，才又重新拎起。

　　只是如何出新？

　　朋友抓住我曾写过的一部城市美学书中的一段话，称当从此下笔。那段话是这么说的：“玄学的'无'与后现代的'无意义'可以说是两个系统，玄学的隐喻与象征性，与后现代的彻底消解模式，意义更不可同日而语。片面追求后现代的效果，在中国是不可取的，尤其在建筑上……”

　　的确，这段话我并没有说透，还留有很多发挥的余地。后现代，用流行的话语来说，是撕碎、撕碎、再撕碎，粉碎一切体系或系统，撕碎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或者说，撕碎便是目的，毋须有一个怎样的终极意义。这自然是一种历史性的反叛。于园林而言，西方的园林，过去一直讲究几何图形的拼接，有明晰的轴线，轴线左右，更有均匀的对称，包括花草，也都人为地修剪成有规则的几何图形，形式上是整齐一律的，突出的是人工美与几何美，视人工美超过自然美。这与西方远古的理念：人是万物的尺度，天人相分，人定胜天是分不开的，并由此导出她们的审美观。黑格尔在其《美学》中更谈到，西方是要把大自然改造为一座露天大厦。所以，树木必须是栽成有规则的行列，形成笔直的林阴道，连篱笆也务必是整齐划一的墙状。这样的园林结构，能令其主人感到井然有序，得到一种心灵的满足。

　　而后现代对这种规整划一模式的反叛，便是要将其打碎、打碎、再打碎。为此，她们甚至以中国园林为“武器”，为楷模，认为这与其之后现代的组织是异曲同工的。今天的西方建筑师们，是这么认为的：“后现代就像中国园林的空间，把清晰的最终结果悬在半空，以求一种曲径通幽的、永远达不到某种确定目标的'路线'。”她们认为，中国园林是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所构筑的，介乎于永恒的乐园与尘世之间。而“后现代派的同样手法，用屏障，用不重复的题材，模棱两可和玩笑，把它们的面目弄得复杂断残，把我们对时间和广度的正常含义都弄得不明不白。”

　　尽管他们为后现代与中国园林找到那么多的“相同”之处，最后他们却仍不得不承认：“中国园林有实际的宗教上和美学上的背景，有隐喻式建筑的惯用体系，而我们复杂的建筑艺术没有这类在含义上可以接受的基础。因而它不能像中国园林那么精确，那么深邃，融会一体。在一个工业化社会中这种隐喻和玄学究竟能去多远是值得怀疑的。”

　　这一质疑，无非证明他们无法进入我们的话语系统，从而也无法理解中国玄学或道学在园林规划中的体现，大有夏虫不可语冰之隔。尽管他们一直在努力弥合后现代与中国园林之间所未能确定的鸿沟，但不理解的话，这一弥合则无从谈起。

　　的确，中国园林，首先是从“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出发，讲究的是与大自然的“神遇”，追求的是恬静、淡雅、质朴、适意——把人生哲学与自然哲学融汇在一起。于是，尺幅之内，不仅景画变化万千，而且情致也丰富多彩，不仅自然、自主，而且自由、飘逸……凡此种种，与后现代的焦虑、碎裂，显然是不相为邻，甚至成为一种对立，所以，后现代又如何能从中获得其真谛呢？

　　从意念上划分清楚了二者，我们方可真正进入讲“园”。同时，我们也就不难解读后现代在理解中国园林上，走入了怎样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