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两年，70多岁的杨衡兴仍未能追回他被骗的48万元人民币。

这一切始自2013年10月20日，那天一个自称广州市天河区邮政局工作人员的人拨打了他的电话，噩梦从此开始。

“您有一封挂号信，需要缴纳罚款，请来领取。”

“我不太方便。”

“那请你和寄件人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联系，我们可以帮你转接到那里。”

简短的对话之后，一个自称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领导的人称，杨衡兴已涉及一宗贩毒案件，需要将账户资金提交到检察院进行清查，若不配合，杨衡兴名下的所有银行账户将被冻结，退休金也不能领取。该人还告知杨衡兴拨打“021114”可核实来电显示的电话号码真实性。

“于是我拨打021114，反复核实发现电话上显示的号码确是黄浦公区检察院的电话，就相信了。并按照他们的要求，先后把48万元账户资金转到了指定账户。”杨衡兴说，因汇款后没收到退款，他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后经公安机关调查，发现这是诈骗分子使用网络改号电话，模拟黄浦区检察机关电话号码给杨衡兴打的电话。

常年关注电信诈骗的全国人大代表陈伟才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这是一起典型的通过改号软件进行电信诈骗的案件。陈伟才此前在广东省公安系统工作多年。

去年4月，杨衡兴委托律师胡国利起诉了广州电信，他认为他向广州电信缴纳了来电显示费，但广州电信未按照约定向他提供安全、真实的电信服务，应对他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今年7月，广州市天河区法院对此案进行判决。

胡国利向法治周末记者提供的判决书显示，天河区法院审理认为，杨衡兴与广州电信签订了电信服务合同，电信公司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准确显示来电号码是应尽的义务。广州电信的违约行为，是造成杨衡兴财产损失结果的次要原因，应承担相应责任，判决广州电信公司赔偿杨衡兴损失1万元。

这也被业界称为国内首起电信诈骗受害者告赢运营商的案件，该案也因而备受关注。

然而，杨衡兴和广州电信对这个判决都不满，纷纷提起上诉。

10月8日，该案二审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案件未当庭宣判。

电信诈骗年涉案金额上百亿

杨衡兴的经历并非个案。

这些年，向陈伟才咨询类似情况的人多之又多，受骗的人不少都是知识分子，其中不乏工程师和大学教授，而受骗额度几十万上百万元的都有。

“一个在海外工作多年的工程师回国7天就被骗了几十万元。”陈伟才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这位工程师遇到的情况跟杨衡兴遇到的情况也类似，而且这些电话大都是从境外打进来的，通过改号软件，显示在手机用户的屏幕上，就变成了公安局、检察院的电话。

据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受骗者既有中国移动、中国联通(600050,股吧)的用户，也有中国电信的用户。其中，可查的资料显示，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都曾因电信诈骗被起诉。

深圳律师麻根生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代理的张女士起诉中国移动电信诈骗一案去年5月初已立案，但至今尚未判决。

今年10月15日，广东省9位人大代表约见了该省法院、省公安厅、省通信管理局等有关负责人，讨论主题是电信诈骗。陈伟才也受邀出席会议。

9名代表掌握的数据显示，仅2014年全国电信诈骗发案40余万起，给群众造成经济损失107亿元，其中广东是全国的重灾区。

陈伟才还告诉记者，电话诈骗的数量和金额近年来每年都在以30%的比例上涨。

“据我了解，大多数的电信诈骗是通过改号软件完成的，这个比例在90%以上。”陈伟才说。

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陈伟才提到，2013年5月，工信部就向电信、移动、联通下发了关于在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拦截改号电话的通知，并要求对网络设备条件进行升级改造，有效拦截。

“工信部发了这个通知，第一意味着运营商有能力拦截国际改号电话，第二意味着运营商有义务这么做，第三也表明这类电话已经给群众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陈伟才说。

在10月15日的座谈会上，来自中国移动等在内的运营商也在场。

中国移动广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凌浩在座谈会上提到，2013年中国移动已经按照工信部要求，对国际来电进行甄别。目前拦截的被叫号码里面，归属广东的诈骗电话大概每个月2078万次。

“他们只是表功，为何不提一提没有被拦截的国际改号电话？”陈伟才认为，如果形势真的如电信运营商提到的那么好，他们的工作如果真的做的如此充分，电信诈骗就不会严重。

运营商为何未能有效拦截国际改号电话

“运营商在源头治理电信诈骗上不主动、不负责、不作为。”广东省人大代表、电白县人民医院感染管理股股长陈华飞在10月15日的座谈会上指出。

“近年来，电信诈骗的骗术手段不断翻新、受害群众越来越多、被骗金额屡攀新高、犯罪集团全球开发、作案窝点快速扩散、诈骗犯罪始终面向中国大陆。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的运营商在防范层面做得不够。”陈伟才说。

陈伟才也认为，在犯罪分子实施电话诈骗的过程中，改号是关键的一环，如果不是显示在用户手机、座机上的电话真的是公检法的电话，不会有那么多人受骗。

“就像杨衡兴老人，他真的是在接到电话后反复核实，也证实了给自己打电话的号码的确是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的电话，才相信了电话那端的犯罪分子。”陈伟才举例说。

而且陈伟才表示，鉴于现在改号电话几乎都是从国外打来的，在技术层面运营商完全有能力对这些电话进行拦截，但事实并非如此，为什么？

“第一个原因是，现在电信诈骗这么猖獗，运营商却几乎没有受到处罚。即便是杨衡兴的案件，法院判运营商担责，也只是判赔1万元，1万元够做什么？交完诉讼费几乎就没有了。”陈伟才分析，即便是2013年工信部发文要求运营商拦截国际改号电话，运营商也未因此而受罚。

至于第二个原因，陈伟才认为是利益问题。

“在整个电信诈骗的利益链条中，通信运营商和二三类网上倒卖话务商获得的话费收益约占10%。”陈伟才在调研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而这一收益主要来源于不法分子在境外通过网络改号电话群拨境内用户产生的大量通信费用，“去年电信诈骗的受骗额是107亿元人民币，你算一下这笔账，运营商能得到多少钱，他们怎么会有动力去自觉主动地拦截？”

运营商或将面临更多诉讼

基于上面的分析，陈伟才认为，在杨衡兴的案子中，由于电信运营商的问题，杨衡兴才受骗，运营商应百分之一百地担责。

之所以这么认为，陈伟才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即运营商向用户收取了来电显示费。

“法院在判处运营商完全承担责任后，运营商可接着协助公安机关破案，并向犯罪分子追责。”陈伟才说，只有这样，才能督促运营商真正把堵截电信诈骗重视起来。

但是，运营商似乎并不认为他们在电信诈骗中应负责任。即便是广州市天河区法院判处广州电信赔偿杨衡兴1万元人民币，广州电信仍然不服。

杨衡兴的代理律师胡国利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10月8日的二审中，广州电信反复称运营商没有能力拦截改号电话，并据此拒绝承担赔偿责任。

包括陈伟才、胡国利和IT律师赵占领在内的受访者均表示，运营商的这一说辞站不住脚。

“很简单，运营商每年都会公布自己拦截了多少改号电话，这就说明他们是有能力的。”赵占领说。

在IT律师赵占领看来，运营商的来电显示服务是收费的，既然收费，服务就要符合合同目的，号码的显示也应该是真实准确的，如果号码显示是虚假的，运营商就要承担违约责任。

“电信条例也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为电信用户提供迅速、准确、安全、方便和价格合理的电信服务。用户的手机上显示的电话号码是虚假的，这说明运营商违背了电信条例的规定，从这个角度来看，运营商也应该为电信诈骗担责。”麻根生说。

不过对于在相关案件中运营商应担责的比例，赵占领认为，电信诈骗是一个多因一果的事情，电信诈骗得以实现有很多因素，改号是一个环节，此外跟不法分子的诈骗行为、手机用户自身的防范意识有关系，至于承担多大的比例的责任，要看法院的自由裁量。

胡国利告诉记者，他们也希望在二审中法院能调高广州电信赔偿的比例，否则消费者维权的成本太高了。“一审判赔1万元人民币，杨衡兴诉讼费就缴纳了8494元，二审诉讼费又交了几千元。”胡国利说。

麻根生也在密切关注杨衡兴的案子，他觉得这个案件的二审结果对他代理的案子的判决会有推动作用。

“此前有很多很多人向咨询，想起诉运营商。但是我手里的案子一直没有判，不太敢接。如果深圳的案子也判了，并且也判运营商败诉，我就有底气接更多案件，或许后续会有多起起诉运营商的案件发生。”麻根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