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让农民尽快融入城市，大兴区在北京率先提出“安置就业有岗位、经营增收有资产、稳定生活有保障、服务管理有组织”的“四有”工作机制，成立区、镇两级“四有”工作办公室。该机制运行成效如何？农民“上楼”后，如何促进他们的就业，如何保障他们的长远利益？他们的观念、心理等是否也能一并“上楼”？请看记者调查。

　　搬迁农民咋谋生？

　　七种模式充分就业，搬迁村劳动力就业率达到98.1%

　　农民进城后靠什么谋生？这是农民市民化必须跨越的一道难关。

　　在大兴区南海子公园保洁部，记者见到了项目经理李胜华，他负责项目部180多位保洁员工的工作分派以及整个园区的保洁工作。然而，不久前他还是瀛海镇一位普通农民。

　　村庄搬迁，李胜华攥着一次性搬迁补偿款，心里忐忑不安：“这样下去，不会坐吃山空吧？”就在这时，政府开设了免费的技能培训班，并针对40、50年龄段的群体开发大量的保安、保洁、保绿、公共设施维护等公益性就业岗位，解决了大约5000余名搬迁村劳动力的就业。

　　过去许多城市都曾出现农民因为拆迁“一夜暴富”，然而由于不会理性投资和理性消费，很快又重新变回了穷人。保障农民利益首先是要有份工作。大兴区采取本地企业“腾”岗位、公益性组织“买”岗位、开发区企业“要”岗位、自主创业“带”岗位、区外企业“找”岗位、灵活就业“创”岗位、一产就业“留”岗位等7种模式，让搬迁村劳动力充分就业。

　　瀛海镇综合行政服务大厅，就是为像李胜华这样有就业意愿的村民牵线搭桥的地方。电子显示屏上滚动发布着各类招聘信息，服务窗口前，工作人员耐心地讲解就业政策，还能为即将转居的农民更换就业登记本。有了这个本子，就意味着村民将享受到和城里人一样的就业政策。

　　越来越多的农民逐渐向产业工人转型，更有佼佼者跻身企业管理层。魏善庄镇农民子弟纪春刚因《一个幸福的“国际农民工”》的演讲而“走红”，只有中专文化的他如今已是SMC（中国）公司的中层管理者。

　　为了方便当地劳动力到开发区企业上班，大兴区专门增设了多条公交专线，开通了49辆就业班车。截至目前，全区9个涉及搬迁的镇，有就业意愿的劳动力实现就业5.3万人，就业率98.1%；比2010年底增长33个百分点。

　　长远收入咋保障？

　　拓宽集体资产经营途径，村民人均分红9266元

　　在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中，一些地方的集体资产大量流失，甚至出现土地补偿和集体资产“分光吃尽”的现象，失地农民得不到长远保障。

　　大兴区四有办常务副主任孟令勇介绍说，大兴区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把属于农民的集体资产量化到每个人，做到“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让农民们有了稳定的股金收入。

　　耿涛江是黄村镇北程庄村村民，不久前拿到了村里的股权证。“有了这些商铺，将来我们农民就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他喜滋滋地说。原来，北程庄村在镇党委的帮助协调下，利用剩余的集体土地补偿款4000多万元，在大兴新城商业中心购置了4700平方米商业设施，每年有300多万元的收入，全部纳入村集体股民收益分配。

　　记者了解到，除货币补偿外，大兴区还为部分搬迁村预留集体建设用地或商业设施，增加搬迁村民资产性收益。西红门镇八村在新媒体产业基地建设中留出60亩地用于村集体产业发展、黄村镇新城北区6个被征地村获得3.2万平方米商业设施收益补偿，产生的收益纳入搬迁村民年终分红。

　　大兴区拓宽集体资产经营途径的另一大创新是集中理财，即集中搬迁村集体资金，采取委托银行监管的形式，借贷给企业，增加集体收入。2014年，全区集中理财资金总量为72.14亿元，收益达到5.12亿元，年收益7%，远高于银行存款利息。

　　通过集中理财、留地安置、购买底商、产业经营等6种集体资产经营模式，搬迁村实现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2014年，114个搬迁村年终分红总额7.19亿元，比2013年增长1.11亿元，同比增长18.3%，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人均分红9266元。

　　养老是失地农民最关心的话题之一。2014年，大兴区搬迁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96%以上。“年年有分红，养老不用愁，像我这岁数，就可以和城里人一样，退休在家，安度晚年了。”西红门镇三村村民刘克兰说。

　　有了票子还缺啥？

　　心理、观念一并“上楼”，500多个文化大院丰富农民生活

　　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突然来临的拆迁，颠覆了大兴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社会观念、致富模式，很多农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生活就已改变了。“银行里有票子，小区里有房子，还有社保医保养老金，村民变成了股民。穷人乍富，挺胸叠肚，突然间很多人都不知道该干啥了。”北臧村镇砖楼村孙英才回忆起那时的情形说。

　　如何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如何用积极向上的文化引导他们？从2011年开始，大兴区实施“农民观念提升”工程，利用五年时间，对全区农民进行观念提升培训，每年完成培训任务2万人次，使10万名农民直接从中受益。

　　44岁的南场二村村民陈金利，由于拆迁一夜暴富无所事事，经常与人发生矛盾。参加完培训，陈金利坦言这次学习让自己收获太大了，他主动要求找工作，现在已经成为一名优秀的动物饲养员。

　　为了改变上楼农民的乡规村俗，孙英才自己撰写了大兴农民的“新三字经”：“旧民俗，择优取；视陋习，应摒弃；车入位，上下行……”如今，“新三字经”已在大兴区广为流传，成为上楼村民文明礼仪、言谈举止的规范。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对搬迁村民来说，最感伤的莫过于告别久居的故土，对整体搬迁的瀛海镇来说更是如此。借助现代三维动画技术，瀛海镇“精神家园”网站日前正式开通，点击鼠标，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再看看自己的村子，串串邻家的门。以此为基础，瀛海镇征集照片、老物件，编修镇志、村史集，让广大搬迁居民在精神失落的过渡时期找到了归属感，更加平稳科学地接受生活状态的改变。

　　近年来，大兴区建设文体活动中心和文化大院500多个，文化活动室97个，文化广场110个，益民书屋服务点450多个，成立了民间文学社、健身队、歌舞团等，使村民和居民不出社区即可看电影、看演出、借阅图书、上网和开展文体活动。“城市的生活比在农村更多姿多彩，我们越来越喜欢。”黄村镇饮马井村村民刘矜由衷地感慨道。

　　让农民有更多“获得感”（记者手记）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民告别了朝夕相处的土地，融入城市、成为市民。这不仅意味着居住环境、身份职业的变迁，更是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等多个层面的变化和调整。进了城还得住得下，有了钱还要活得好，这既考验着农民本身的适应能力，也考验着政府有关部门的智慧。

　　北京大兴区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以“四有”工作机制为抓手，让农民有岗位、有资产、有保障、有组织，身心都融入了城市，充分考虑了农民进城的各个环节，打出提前量，工作做在前，很好地解决了“农民上楼”过程中的问题和矛盾，值得借鉴和推广。

　　“农民上楼”难，但说难也不难。关键是要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创新工作方法，做好全方位的保障和服务，让农民感受到更多“获得感”，才能让农民真正成为“城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