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7日，河南濮阳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中原路补种银杏，以“提升城市品位”。

　　僧少琴、肖云声 摄

　　原题：银杏因“品位高”成多地“最受欢迎”树种

　　城市绿化奢侈成风

　　法治周末记者 潘 琦

　　法治周末实习生 王晓晔

　　“出厂价”5000元，落地价却达5万元。近日，一棵“超级银杏” 进城绿化所折射出的“黑色内幕”引发了广泛关注。

　　法治周末记者梳理以往报道发现，不少城市在种树绿化时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偏好”，有的城市为了“提升品位”大量换种银杏等名贵树种，有的城市不顾客观条件选择“南树北种”，还有的城市因为“规划原因”短期内重复种树。

　　这些“偏好”在花掉巨额费用的同时，也引发了各种质疑——除了浪费纳税人的金钱，更被曝出背后藏有利益输送。

　　为“品位”花大价钱

　　近年来，银杏因为其高大挺拔的外形成为不少城市在进行植树绿化时最受青睐的树种。

　　重庆无疑是这些城市中最为激进的一个。有媒体援引来自重庆市园林局的数据称，自“森林重庆”2008年启动以来的4年间，重庆市共种植银杏树2276.75万棵。

　　据报道，2008年8月，重庆提出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建设成“森林城市”，同时要求“绿化城市需要提高树种的档次和质量”，于是在重庆大规模的种树热潮中，银杏树遍地开花。

　　“土生土长的黄桷树、小叶榕被挖掉，种上银杏，把‘森林重庆’工程变成了‘换树运动’。”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会长吴登明回忆说。

　　大规模的换种银杏也花掉了十分可观的费用。仅2012年春季，重庆市南岸区政府就从财政拿出1亿多元投入江南大道的树种改造。

　　最终，江南大道生长了数年的小叶榕被一棵棵比碗口粗出数倍的银杏树和桂花树所取代。其中，有3株银杏胸径规格分别达到了96、115、125公分，树龄在100年以上，每株就价值30多万元。

　　不仅是重庆，类似的以“提升城市品位”为由头的换树行为在不少城市都能见到。在陕西汉中、湖南长沙、甘肃兰州都曾曝出过砍掉已经长成的老树换种银杏树的新闻。其中汉中因换树被砍的水杉据说树龄已达35年。

　　还有一些城市，则是刚刚种上便挖掉重种，甚至是同一种树种反复种植。

　　2012年5月，有媒体报道称南京机场路两侧的上百棵香樟树被挖出来，花七八十万元种上的一批新树依旧是香樟树。现场施工人员说，原先的香樟树太小，现在换成大的。但在市民看来，唯一的不同就是新树的树干上绑了草绳。

　　决策不科学导致成活率低

　　不过，不少城市大力引进的名贵外来树种却常常面临长不好，甚至存活率不高的窘境。

　　北方城市哈尔滨，有媒体称当地相关部门透露，在近些年的城区绿化中，哈市引进了近百个品种，其中近三分之一是暖温带树种，因为受不了哈尔滨冬季的寒冷而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比如，水腊、偃伏莱、河南白榆等。

　　而包括重庆、无锡在内的南方不少城市引入的北方树种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吴登明就多次公开表达了对重庆大量移栽银杏树的反对意见。在他看来，重庆并不适合种植银杏，它的生长周期长，且对水肥条件要求比较高，北方砂型疏松深厚的土壤比较适合银杏。

　　“重庆最适合种的还是黄桷树。”吴登明说，重庆夏天比较炎热，是座“火炉”，黄桷树树干粗大，叶片宽阔，固氮量大，遮荫效果好，而且吸尘抗污染能力强。

　　还有业内人士表示，大树普遍适应能力低，在移植过程中需要去根去叶，尤其是根部难以完全迁出，每一次迁移就等于做一次“伤筋动骨”的手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恢复。此外，许多大树在移栽过程中就已死亡，即便能够在城市中存活，其寿命也必然大大缩短，无法达到其自然年龄。

　　事实上，为了维护这些外地树种，各种“防寒服”、“营养液”又要让相关部门花上一笔不菲的费用。因此也有不少声音质疑，相关部门为何不能做到科学决策。

　　东莞市时任城管局局长钟耀祥曾在2007年坦承东莞存在随意更换行道树的情况。但他表示，他们已下发《东莞市城市绿化树种选择指引》，虽然有专家意见，但辖区不执行他们也没办法。

　　“东莞不少镇街目前种什么树不是专家说了算，而是领导拍板，辖区领导喜欢什么树就种什么树，换一茬儿领导换一茬儿树。”钟耀祥说。

　　或暗藏绿化腐败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植树绿化都是大手笔，巨额的开支也为腐败分子提供了不小的牟利空间。一些已经曝光的案件显示，城市绿化也可以成为利益勾兑的沃土。

　　近年来，重庆、广州、杭州、青岛等大力发展城市绿化的城市都曝出了绿化腐败案甚至窝案。其中，广西防城港市园林管理处腐败窝案堪称典型，其中仅主任赵莉萍一人就11次贪污公款170多万元，副主任何某则共同贪污58.9万元。

　　据了解，赵莉萍等人通过虚开发票等方式大肆敛财。一棵市场上卖两三万元并非名贵树种的榕树，账面单价竟然高达10万余元。

　　有媒体援引业内人士的话说，由于城市绿化的巨大需求，银杏、桂花、红豆杉、香樟等名贵树种奇货可居。这样的“大树进城”不仅破坏了农村的生态，还滋生出一条“黑色利益链”。

　　业内人士称，苗木特别是古树名木个体差异性非常大，又具有唯一性，无法做到由物价部门统一定价。像树木枝丫支数、树冠形状、树高等都难以作出统一的指标，导致价格随意性很大。

　　此外，移植到城市的树木，成活率是个未知数，后期补种资金也给腐败留下了空间。一些地方的园林绿化部门，利用城市道路扩张之机将树木移走，购买新树种植，再将原来移走的树“购买”回城市种植，循环获取利益，有的还以补种、护理为由长期获取利益。

　　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钟健认为，园林工程管理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到位，是这个行业发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项目投资动辄上百万元，获利空间弹性特别大，承建方往往不惜重金行贿关键人员，打通关节，以获取园林工程承建权。

　　因此有评论指出，要防治绿化腐败，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也是医治“绿化奢侈病”的良方。要从源头上遏止“园林绿化腐败”，减少“长官意志”，透明公开和织密制度网才是防范妙药。

　　“绿化腐败的根源，还在于地方官员急功近利的城市建设政绩观。”也有评论指出，只有切实改变这种浮躁心态，城市绿化才能正常、有序地进行。少了个人功利色彩和利益勾兑，城市绿化也才能更科学、更人文，不粗鄙。

　　目前，一些城市已经出台或修订了绿化条例。比如《武汉市城市绿化条例》就对更换树种作出了严格限制。确需更换行道树树种的，园林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听证会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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