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名上访者在报社门口喝农药。

在陈建国看来，那7个乡亲会选择喝农药，他并不意外。

7月28日，国家信访局公布了“访民报社门口集体喝农药”事件调查结果，目前涉事地泗洪县县委书记、泗洪县常务副县长等14名相关责任人被处以党纪政纪处分。另据北京警方消息，7名喝农药上访人员身体已无大碍，目前均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

至此，这一引起轩然大波的事件似乎尘埃落定。

但为这7名访民整理申诉书的陈建国对这一结果并不满意，他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仅仅对官员处分是不够的，村民们应该尽快得到合法的赔偿。”

他说，7月18日，江苏省委派出调查组进行调查后，近期县领导将与村民协商拆迁事宜。

62岁的陈建国曾经是泗洪县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2012年退休。这个曾经让他引以为傲的“官员”身份，也因为家乡的拆迁事件，使其成为了一个无法驱赶的噩梦。如今，他与老伴一起租住在南京郊区一处小区内。“我无家可归啊，我泗洪的家被他们强拆掉了。”说到这时，陈建国猛地提高了嗓门，难掩内心的愤懑和激动，“我成了流民了。”

“这在我意料之中。”7月16日下午，曾经的上访户和“钉子户”陈建国谈及7名老乡自杀时说。

而谈及北京警方对7人刑拘，他觉得并不合理，“他们也是走投无路才选择自杀吸引关注，并不是寻衅滋事。”他对澎湃新闻说。

两次改变命运的拆迁

陈建国与老伴一起，现在租住在南京市麒麟门附近的一家90平米的房子内。2006年和2008年的两次拆迁事件改变了他的命运，让他走上了上访之路。

2006年，居住在泗洪县供销总社的陈建国接到了拆迁通知，作为政府工作人员，陈建国还曾主动配合拆迁办工作人员，要求他们来丈量房屋尺寸，但无人前来。最终丈量工作还是由拆迁办的会计来完成的。在补偿标准的沟通中，拆迁办承诺按照国家的法定标准进行赔付，因此，陈建国爽快地与拆迁办签订了协议。

但是，最后的补偿标准出来竟然是每平方350元，陈建国110多平米的房子最后拿到手的只有7万多元，这其中还包括了他因主动配合拆迁而得的奖励款。

陈建国说，因为此事，他一直与有关部门沟通。为此，他还在县委大会上被点名通报批评，上了“交保黑名单”——这是一个外地人不太了解，但泗洪当地人非常熟悉的词汇，意思是，凡是上钩了该名单的人，都会把其姓名上交到单位领导那里，这个人且必须保证答应拆迁，否则单位去领人，让其一直“接受教育”。

2007年9月，陈建国爱人所住的劳动技校集资房也要拆迁。当时，陈建国夫妇因为女儿怀孕而留在南京照顾其生活。2008年2月，夫妇二人回到泗洪，发现房子已被当做“无主房”而要被拆。由于双方就拆迁补偿问题沟通未果，陈建国夫妇一直未与拆迁办签订拆迁协议。

但是，这并没有阻止拆迁的正常进行。夫妇二人不仅要面临着断水、断电、断电话的困境，每天还要经受各种重型机械施工的干扰。

陈建国向记者描述，拆迁办每天砸墙的时候，“整栋楼都在晃动”。他的父亲因为惊吓而全身发抖，陈建国自己也因此患上了心脏病、脑梗塞。最后，在一次趁着他送父亲去医院看病时候，他家的房子被突击拆掉了。

据陈建国描述，拆迁现场，当时来了几百名社会人士、城管队员及拆迁办工作人员。他们夫妇报了警，警察却告诉他们“这是政府行为，警察也无权干涉”。此次拆迁因双方没签订协议，夫妇二人至今没有拿到一分钱补偿款。

“黑屋”经历，坚定了“第一上访钉子户”

经历两次拆迁事件，再加上与泗洪县委县政府无法沟通，陈建国开始了自己的维权之路。8年时间内，他先后提出诉讼、举报、申诉100多次。他对澎湃新闻笑称自己已是江苏泗洪县的“第一上访钉子户”。

2008年4月，陈建国以欺诈与暴力拆迁两项事由，将泗洪县政府告上法庭。不过，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强拆主体是泗洪县建设局，而将案件转移到了泗洪县法院。法院最终判定建设局因行政违法而败诉。

但是因为赔偿问题未达成一致，双方再次谈崩，判决的结果也始终未执行。

陈建国表示，拆迁办始终坚持赔偿15万元，远远达不到自己的标准。而更令陈建国气愤的是拆迁办工作人员竟然说“你不是会告状吗，你去告啊”。之后，陈建国决定去北京上访。

2009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陈建国去了国家信访局、建设部反映情况。泗洪信访局驻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答应1个月内给他答复。然而，陈建国等了3个月，并未得到满意的答复。于是2009年9月，陈建国与其他四名上访人员再一次前往北京。

刚到北京，陈建国一行便被“截访”人员拦住，当天晚上他们便被送回了泗洪。随后，他们便被关进了“黑屋”。

据陈建国介绍，他在“黑屋”里面关了24天。

在这期间，他被一群“社会人士”轮流看管，并遭受了各种折磨。他说，自己两次休克，而每天只能吃仅有20几粒米的汤饭。在被放出之前，与陈建国一同被关的上访人员，都被要求写悔过书、保证书。意思是，保证之后不再去北京上访。

陈建国告诉记者，这段经历更加坚定了上访的决心，也明确了自己的诉求，“相关人员必须得到惩处，自己的损失要得到赔偿”。

出来之后，陈建国开始联系媒体，希望通过媒体渠道让事件得到关注。国家信访局派出的调查组也来到泗洪。

《南方周末》曾对此事报道称，“访民江献兰被居委会干部拦住，她以为又要关学习班，却被硬塞给一万块钱。不少泗洪访民在今年5月有类似经历。原因都一样：中央和省里的调查组要来了。”而陈建国拒绝接受这种“补偿”。

在之后的上访中，陈建国认识了7月16日在北京服农药自杀的那几位上访的泗洪老乡。

去年即有兆头，“要在北京搞一些活动”

对于7名上访人员服农药自杀事件，陈建国向澎湃新闻表示，“我并不感到意外”。他说，这在他的“意料之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们也是到了没办法的地步”。

2013年在北京的时候，由于他们反映的事情并没有得到解决，他们中的上访人员中已经有人酝酿这种自杀的想法了。当时，也有人表示，“要在北京搞一些活动”。

据陈建国回忆，他们这批上访人员原本有16名，都是从农村来的，人很老实，文化水平不高，家庭条件也不好，连申诉书都是他来整理的。

2013年，他们去北京上访。之后，平均每两个月就要去一次北京反映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回应。

陈建国与这群人经常在一起交流。在出事之前，陈建国已经“发觉了苗头”。他经常劝这些人：国家的法治会一点点进步，你们要走正常的法律程序”。而他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已经等不了了”。

陈建国28日晚对澎湃新闻说，是否继续上访申诉，要看近期县领导跟村民协商拆迁事宜的结果如何。7月16日，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陈建国曾表示，他还会继续进行上访、申诉，他说自己已经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纪委、江苏省人民法院递交了相关诉讼和举报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