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广州中新知识城规划的挫折，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说：不要再叫我‘规划之父’了，我在广州遇到了‘规划之神’。出事官员大多不尊重科学，不知道常识，在山顶开挖大湖，在山地建百米大道，疯狂又狂妄。”原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落马之后，中山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

    教授袁奇峰在微博上炮轰“出事官员”不懂规划，引发社会关注。

    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这里所说的“出事官员”便是刚刚落马的万庆良。当“规划之父”遇上“规划之神”，最终还是神厉害，厉害不在于他比“规划之父”更懂行，而是他能把一些根本不能做也不敢做的事情硬生生弄成现实。在山顶挖大湖？在山地建百米大道？别说“规划之父”，就是“规划之子”也都知道这违背规律和科学，压根行不通，但“规划之神”就敢和一切规律较劲，就敢蔑视科学。

    所以，“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这句流传在民间的顺口溜，就成了很多城市规划的真实写照。许多城市规划中的不少“大手笔”最终变成了“大败笔”。正如袁奇峰在接受采访时所言，这些乱象的出现，主要是一些地方领导把自己当成了城市的“总规划师”，真懂规划的专业人员反倒成了画图工具，对一些“拍脑袋”的规划，领导美其名曰“讲政治”。

    其实，城市规划乱象早已被批判，政绩和地方利益的驱动，也早已是规划乱象症结的两大源头，但搞清楚了源头，办法总是不多，最终往往还是“谁官大谁说了算”，权力的狂妄感时常战胜了常识常情和专业逻辑，“规划之神”就能轻松搞定“规划之父”。

    但其实，打败“规划之父”的，绝不是一个“规划之神”。固然，在权力体系下，官大一级压死人，城市规划中，官员级别越大，越有话语权，但正如一位规划部门工作人员向记者“投诉”，“‘一朝天子’一朝规划”，当一些官员走马上任需要政绩，就修改以前的规划，提出新概念，“下面‘唯上’的人则帮着进行‘自圆其说’的论证，推进表面合法的程序”。因而，当有官员琢磨着政绩时，恰好遇上了“唯上”的人帮衬，这就如瞌睡时遇到了枕头，就敢拿科学和常识不当回事。

    面对“规划之神”，总有不同的解读，更多的人在反思和追问城市规划的专断和随意，但说一千道一万，城市规划专断也罢，随意也罢，其实都是权力无制约的表现。个别手握权力的人，以及他们的那些“唯上”的下属，在无约束的权力中，迷失了科学与常识；权力造就的虚妄的“高大上”感觉，进而使得个别人，喜好在一个个有关科学与常识的问题上，不懂装懂、胡乱指挥。如此，焉能不荒唐？

   “规划之父”不敌“规划之神”，看似荒谬，却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来源：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