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获得联合国世界人居奖的东城区菊儿胡同41号院，底层居所变成了餐厅。记者 李继辉摄
 

　　午后两点多，东城区菊儿胡同并不清静。这条紧邻南锣鼓巷的东西向小胡同，曾经远离繁华和喧嚣，可如今，438米长的胡同里，也有了大大小小20多个商铺。一位关注北京城市变迁多年的专家看到这样的场景，不禁叹息：“菊儿胡同成了街！”

　　这位专家其实并不反对胡同里商业的存在，但他认为商业存在的前提，是符合胡同传统的历史格局和肌理，“以南锣鼓巷为例，南北方向的巷子可以有商业，但东西向的胡同古代就是用来居住的，那么东西向的胡同里就不要临街开店了。”

　　更让人无奈的是菊儿胡同41号院的变化。这个由著名建筑师吴良镛设计的“新四合院”，1992年，曾因旧城改造试点的身份引起世界重视，并获得联合国世界人居奖。设计师的本意，就在于让居民在庭院深深的胡同院落里，重温以前大院里邻里友善的温馨。可现在看来，居民似乎没有买账，青瓦白墙的“新四合院”底层临着巷子的墙被打破，底层居所被私自拆改成了泰式酒吧、台湾餐厅等。

　　在胡同保护的过程中，类似菊儿胡同41号院这样，胡同改造计划在实际执行中“不被买账”的情况并非个案。以全市文保区改造试点杨梅竹斜街为例，据项目实施主体大栅栏更新计划执行负责人贾蓉介绍，杨梅竹斜街通过自愿腾退的方式目前已疏解了35%的原住户，同时引入20多家文化商业，就是希望恢复杨梅竹斜街“商居混杂”的历史特点，希望居民与新进驻的文化商业能够融合、互动。如今，修缮一新的胡同里，青砖墁道，花草点缀，电线埋进了地下，头顶的蓝天显得格外开阔，时不时，还有燕子一掠而过的轻巧身影。然而，进驻胡同不久的咖啡馆、陶艺店、国画艺术馆等商业或艺术机构的顾客并不多，胡同里的居民对这些“新门脸”似乎还有点不适应，整条胡同里最热闹的地方反而是两个棋牌室。

　　对此，贾蓉坦言，项目最困难的环节的确是社区建设和居民参与。她解释说，由于产权变更等历史遗留问题，长期住在杨梅竹斜街并且有产权的居民不到一半，并且，这里的大部分居民都是老人、生活困难家庭等弱势群体。此外，在国内，居民与居民、居民与社区，包括居民与政府的合作模式都还处于探索的阶段。这就使得胡同的居民对于社区的公共文化诉求很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自然也还不够高。

　　不过，贾蓉随即表示，大栅栏更新计划与其他开发项目的模式不同，很难说三年、五年项目就全部完成，甚至可能是十几年的长期项目。但可以确定的是，胡同的保护和发展，不管是什么项目，都需要政府、市场、居民等各方面的合作和参与。

　　建筑设计师、胡同文化研究者王硕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小时候就生活在北京，但真没觉得胡同有多大意思，恰恰是过去十年间，胡同里产生的那种混杂状态才让胡同变得有意思了。原住户、老外、艺术家、小商铺，大家在胡同里并存，这种混杂状态使得胡同产生了新的文化活力，但这些力量中的任何一方独大，都会导致胡同文化呈现出失衡的状态。”他打了个比方，一条胡同好比是一片森林，从外面看，你感觉它们长得都一样，但是里面却别有洞天，各有特色，每片森林里，都有独特的依存关系、共生关系或竞争关系。现在，胡同里面的关系已经跟以前很不一样了，要保护胡同，首先要把这些关系掌握清楚，也就是要把胡同在人文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经济层面，甚至政治层面的运行机制搞清楚，在充分理解胡同文化的基础上，才能谈介入，谈改善。

　　事实上，近年来政府对于胡同保护和发展已经越来越重视。北京城市规划学会2005年完成的《胡同保护规划研究》显示，2003年，北京老城区的胡同共有1571条，其中纳入北京市历史文化保护区之内的有660多条。去年6月，在西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会议上，时任西城区政府新闻办主任的孙劲松还曾表示：“西城区在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与发展上，已经把拆迁模式彻底废除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无论政府还是民间，对于胡同保护到底要保护什么，都没有清晰的认识。“有人说要恢复完整的四合院，把外来的店铺、外国人都赶走，重现老头儿老太太在雕梁画栋之间提笼遛鸟的场景，这种乡愁式的怀旧保护其实并不现实。”王硕叹了一口气。或许，就像杨梅竹斜街的探索和尝试一样，胡同保护和更新的路，也还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