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图片 1 我国心脏支架使用比例明显偏高,存在过度使用现象 江苏徐州的范阿姨感觉胸闷难受,到了医院后做了心脏造影检查,医生建议做支架介入治疗。最后,范阿姨心脏被放了两个支架,虽然两个支架光材料费就达到3万元,但刘阿姨一家人都觉得值,因为改善胸闷的效果非常明显。 北京市一家三甲医院的心内科主任告诉记者,我国的心脏支架使用率约为人均1.7个。记者根据这个数字算了一笔账,以公开报道的2009年全年介入治疗手术约23万例计算,一年被植入心脏的支架达到40万个。2010年我国心脏支架的使用数量预计达到50万个。按每个支架1.5万元计算,仅耗材一项花费约75亿元。 治疗冠心病,改善其心脏血管狭窄或堵塞的症状,可以通过药物治疗、搭桥手术、支架介入等3种方法来实现。随着技术的进步,创伤小的支架治疗成为越来越多患者的首选。然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副主任聂晓敏告诉记者,支架介入在短期内能明显改善胸闷、气喘等症状,但是也有适应症,而且远期来看,仍然有发生心血管再狭窄的风险。即便如此,做介入治疗的医院越来越多,很多二级医院也在开展。 据介绍,有些介入治疗的病例完全可以用药物治疗代替,而搭桥手术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风险那么大。根据国外经验,搭桥手术和支架介入手术应保持合理的比例。相比之下,我国心脏支架使用比例明显偏高,存在过度使用现象。 2 出厂价与患者购入价之间相差六七倍,是正常的 一方面是有的患者支架放入过多,一方面是有的患者想用却买不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支架过于昂贵。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在提案里揭露了医疗器械市场上存在的黑幕:“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 事实是否如此?曾在欧美驻中国公司长期从事药品、医疗器械销售工作的陈先生讲述了其中的大体规律。他告诉记者:“心脏支架的出厂价与患者购入价之间相差六七倍,是正常的。” 以范阿姨使用的进口支架为例,医院卖给她的价格约为2万多元,那么销售商的进货价则约为6000元。中间的加价部分,很大比例给了医院和医生,包括回扣、赞助学术会议等。 一般来说,外国公司不会直接把产品从本国卖到中国内地,因为税费等各种成本太高,所以往往先在香港或新加坡等设分公司,再将产品卖到中国内地。由于一个进口支架真正卖到患者手上,需要经过很多环节,所以最终价格内地比香港、台湾贵得多。 国产支架会不会便宜点?据陈先生介绍,心脏支架对企业的研发能力要求非常高,我国企业目前还没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平,因此,价格稍微便宜些。 记者又找到另一名从事医疗器械销售的何女士继续求证。她说,一般来说,环节越多,价格越高,高值耗材的利润相对来说更高。 3 整个利益链的每个环节,都会在高价产品中分一杯羹 天津市一所重点大学的李教授一直致力于研究物流领域,她向记者讲述了这个庞大利益链的各个环节。 从医院开始的链条显示,医院提出的采购需求计划最终决定权掌握在一些关键人物手上,如各科室主任、医院负责人及有关人员。如果进口的器械,需要向市级有关部门提出采购计划,大型的医疗器械采购需要通过专业的公司进行招标。因此,这个链条包括了医院各利益相关人、采购决策人、招投标有关负责人等。 从厂家开始的链条显示,厂家要先进行产品注册审批才能上市,销售时分长期销售代理和短期代理两种。长期销售代理一般会发展各地的一级、二级等多级代理商,终端销售商负责公关医院,把器械卖给医院。这些经销商的门槛较低,两三万元就可进入。这一链条包括了生产厂家、各级代理商、医院相关人员等。 “以药养医机制的作用,催生了一些不合理利益链条,如挂靠、成交、过票等环节。”李教授说。由于整个链条缺乏监管,也没有有力的惩戒手段,心脏支架等医疗器械、耗材的流通过程十分混乱。 “尤其是高值耗材,型号复杂,价格昂贵,医院不可能备齐全套。如骨科耗材需要手术时才能定下来。有些医生直接让患者买,或从国外带回来卖给患者。”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卓小勤说。 卓小勤认为,企业定价越高,医生为了获得更多利益,就越愿意推荐这个产品。产品卖得好,医院和企业都得利。很快大家蜂拥而上都来生产这个产品,使得负责产品流通的销售企业越来越多。由于只有新产品才可以重新定价,为了定个高价,企业就不断申报新产品,这些都需要政府审批。在链条的末端,医生通过多种形式的回扣来获取经济利益。整个利益链的每个环节,都会在高价产品中分一杯羹。 这个利益链产生的根源是“以药养医”。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医疗资源不足,国家就给了“以药养医”的政策,即在药品、医疗器械采购价基础上允许一定比例的加价,作为医院维持发展的经费。这直接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第一,市场得到信号,定价越高越好销,这是导致医疗器械价格和很多药价虚高的最直接原因。第二,大家发现做药、做医疗器械赚钱,于是盲目建药厂、医疗器械厂,而且都是小型的、低水平重复。这些企业要生存,就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虚高定价、给回扣。于是,整个产业结构变得混乱。比如医药代表的本职是介绍新药品和器械,让医生能尽快掌握其用法。但如今医药代表的主要职能成了“做回扣”,而医生成为卖产品的“商人”,得到的“回报”惊人。(记者 李红梅) (责任编辑:白雪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