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疗改革逐步推进的今天，医患关系却从未像现在这般矛盾重重、冲突不断、危机四伏。从深圳的“八毛门”、广州的“录音门”到佛山南海红十字会医院活婴当死婴丢的“乌龙门”，医患之间的不信任此起彼伏；从北京同仁医院医生被患者持菜刀追杀砍伤，到潮州男科医院副院长被患者砍死，医患纠纷充满暴力和血腥……医患关系究竟怎么了，令人深思。

    著名医史学家亨利·西格里斯曾经说过，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师和病员，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的多方面关系。从行为学上来说，无论是“医”还是“患”，其出发点都只有一个——让病人康复起来。这本该是一对互相协作、目标统一的“利益共同体”，也是最应该互相信任的两个群体，为何却表现出了势如水火的对立，甚至成为举刀相向、你死我伤的仇人？

    纠结于是病人先对医生失去信任，还是医生先对患者不信任，似乎已毫无意义。医生可以质问说，患者对医生的每一个诊疗都详细记录，每一次会诊都全程录音，如此不信任又为何来就医？而患者更有理由反问，当活婴被医护人员当死婴丢弃厕所时，这般的漠视生命又让患者如何对其信任？

    “医”和“患”不是天生对立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医疗作为纯公益性事业，医生工资待遇有保障，能全身心救治患者，因而也能受到患者的普遍尊重。然而随着社会信任度的降低，“怀疑论”甚嚣尘上，医患关系也难以逃脱。当然，如果要探究医患不信任的根源，我们还可以找出很多病因：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与公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之间的矛盾，医疗机构的公益性与以药养医的管理机制之间的矛盾，医疗纠纷处理机制的不完善与患者的诉求之间的矛盾……以此而言，医患关系紧张的大背景是社会诚信的整体性缺失，罪魁祸首则是尚未理顺的医疗卫生体制，或者说是医疗事业丧失公益性结下的一个苦果。

    如何化解医患信任危机？尽快理顺扭曲的医疗体制，回归医疗的公益性，当然是根本所在。正视危机，医患双方从各自角度出发，多替对方想一想，多给予对方一点信任，或许能稍稍缓解当下紧张的关系。

    《人民日报》海外版最近报道说，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焦虑已成现代人的时代通病，从东部都市到西部农村，从普通民众到达官巨富，焦虑蔓延至各个阶层。处于一个“全民焦虑”时代，医生有焦虑，他们认为自己的工资低，劳动价值得不到体现，同时还要担心来自患者、医闹的压力；患者更有焦虑，到医院有排不完的队，开不完的药，还要担心病能不能治好，医生会不会负责。

    要打破医患之间的这种“囚徒困境”，就要避免患上“焦虑传递病”，丢弃先入为主的偏见和成见，在沟通和换位思考中重塑信任，继而以一种良性的循环传递互信，也许就会少些焦虑。“怀疑一切”不应是患者的普遍心态，更不该仰仗暴力解决纠纷；而医生“脱下白大褂混入人群”的逃跑之策终不是解决之道，尊重生命、对得起自己手中的那把手术刀，才能赢得患者的信任。（李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