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遗产很丰富，尤其是在运用司法解决纠纷方面，有值得思考之处，兹举几例：

　　小诉不受。就是官府不受理小案子。这是中国古代的实际制度，很早就有。中国古代的地方政府不像我们现在，会受理五毛钱、一元钱的官司。古代法官遇到这样的小案子一般不会受理。小诉不受差不多成了国家司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很多案子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不了了之的途径解决的。

　　官批结案。这就是一个诉状呈上来，县太爷一看，马上在上面提笔写下关于法律是非的批语，作为对案件的解决意见，然后张贴在政府公告栏里。人们一看就知道，县太爷说，是谁对谁不对，是谁有理谁无理；大家都认为没有什么不妥当，那么这个纠纷就此了结。通过官批解决纠纷，可能占官府案件的百分之六七十。

　　官批民调。就是知县将纠纷批转，“着乡党处理”、“着宗族处理”，也就是打回你们民间解决。宗族得到这个批语，一般很重视，马上按情理或官府的意图进行调处。因为要是宗族不能解决的话，这个宗族就会被人瞧不起。这实际上是一种官民结合的纠纷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大大发挥了民间组织的纠纷解决作用，有利于减少纠纷和即时解决纠纷；也有利于纠纷解决的结果被大家更心平气和地接受。

　　送惩制度。古代有所谓送惩制度。家长对自己的不肖子孙，可以扭送到官府，要求官府惩处。官府如何制裁呢？办法很简单，你家长说怎么制裁就怎么制裁。如果家长说把他流放到贵州，官府就把他流放到贵州。中国古代的这种机制是让家长的权威和国家的权威结合起来，这也是一种解决纠纷的思路。这种送惩制度在现代社会还有。我上次在报纸上看到西班牙就有这样一个法律，它规定：父母不能体罚子女，但是父母可以把不听教育的子女送到违警法庭，由违警法庭根据你的意见来处罚。看来中国古代的思路在西班牙得到了弘扬。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不能对孩子实行任何体罚。这是对的，但是，当小孩子冥顽不灵时，痛惩大概是让他接受教训的最好办法。实在不能体罚，实行某种劳役的惩罚也许是必要的。西班牙这个规定证明，要是把家长权和国家权结合起来解决纠纷，有很多事情就好办多了。不久前有个案子，一个小伙子吃喝嫖赌、横行乡里，无恶不作，许多人告到公安局，都不管。于是，他的父母亲一天晚上趁孩子睡着了，用一根绳子把孩子绑住，把他杀了。后来公安局把这对夫妻抓起来了，当地几百人联名上书，放起鞭炮，为这对夫妇开脱，说他们是在为民除害。你们看，假如我们有古代中国或现代西班牙那样的一种送惩制度，这个事件也许就不会出现。

　　关于中国古代解决纠纷的思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社会应当成为纠纷解决的最重要主体，官民结合，尽可能用社会的手段方式来解决，不应当光指望国家用强制力解决一切纠纷。（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