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大学中农村生源比例逐年下降，再次引起社会关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可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最新一期《南方周末》发问：穷孩子没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

　　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孩子占高校新生的比例，其实在逐渐提高，从1989年的43.4%到2003年与城市生源比例持平，再到2005年达到53%。而在重点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却不断滑落，比如，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就在过去20年间从三成落至一成。教育数据公司麦可思的研究显示，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子女较多就读于高职高专院校，管理阶层子女较多就读“211”院校。2009届大学毕业生中，来自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家庭者，就读“211”院校的比例(分别为38%、22%)低于在生源中分布的比例(分别为40%、25%)。其实，即便重点大学提高农村生比例(以所有211高校招生计划数50万计算，提高10个百分点，农村生增加5万)，也无法总体改变农村生会更多读高职高专、三本、二本的情况，针对这一现实，如何提高高职高专、三本和二本学校的教育回报率，在眼下可能比关注重点大学的录取比例更迫切。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要知道，10多年前，农村孩子“跳农门”是将考上大专也包括在内的。

　　在我国，目前读一本重点大学的教育回报率，无疑是最高的。这些公办大学获得国家的投资多，学费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反而一些民办高职高专的学费却很高，这是严重的质量与学费倒挂；与此同时，一些民办高职高专、民办独立院校办学完全靠学生学费收入，为了维持学校的运转，不少学校严重压缩办学开支，减少学校的实验、实训课，让学生到校外自找实习机会等，学生在校内获得的教育很少，教育呈现“空心化”趋势。

　　其次，我国的人才评价体系，还十分看重“人才”的学历，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中，甚至包括大学自身在内，对求职者提出三个985的要求，即要求本科、硕士、博士所读学校都是985高校。

　　分析起来，造成重点大学教育回报率高的主要因素，要归咎于一系列的制度，包括教育等级制度(通过各种计划把大学分为985、211、一般本科)、拨款制度(按学校不同的等级、属性拨款，而不是按其承担的教育任务拨款)以及用人制度。而正是这些制度，使高校的竞争完全不平等，造成一般本科、高职院校，尤其是其中的民办院校，办学十分困难，由于政府投入少、社会支持不多、用人单位就业歧视，读这些学校教育回报率显然就要低。如果政府部门同样给高职高专学校以投资和补贴，这些学校能像国外社区学院、职业学院那样全免费，学业完成之后，学历不被歧视，找到工作回报率并不低，大家会把眼光都对准名校吗？

　　再进一步看，如果我国能按照高等教育的市场规律，取消造成学校不平等竞争的各种工程、计划(如985工程、211计划)，推行高等教育教育券制度(让每个学校的学生获得同等的教育经费，而不是重点大学多，一般学校就少)，让教育的行政评价和人才的行政评价全面退出(实行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这些学校必然会在市场竞争中，改变自己的办学理念，其中包括生源素质观———在目前，大多名校都看重招生政绩，同时青睐城市生源，认为其阅历丰富，见识多，而如果学校要靠竞争获得地位，大学关注的就将是教育使命和自己的教育声誉，在招生评价中，就会对贫困生、农村生实行加分评价，这也就会增加农村生在学校中的比例。

　　所以，农村生上大学的问题，背后其实是大学公平竞争的问题，在计划体制、等级教育框架之下，不要说农村生，就是整体教育、大学发展，以及城市学生的大学路都越走越窄，当初的大学独木桥，变为现在的名校独木桥，而名校教育质量的每况愈下，已让一些城市学生选择逃离国内高考和国内高等教育。因此，如果纠结在农村生和城市生重点大学的比例问题上，将无法走出困境，而只有打破现在的计划体制，消除造成学校不平等发展的教育制度和就业制度，促进高校平等竞争，这才是我国教育的出路所在，也是农村生的出路所在。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