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博渊

    又一条令人痛心却又难以理解的新闻。4月1日，一位在日本留学的男青年在浦东机场向接机的亲娘连捅数刀，其母的胃和肝都被他捅穿，只因为抢救及时，才捡回一条命。这青年高中毕业后前往日本留学，至今已经5年，前2年学语言，后3年读大学。其母每月工资7000元，每年向这位留学生提供30万至40万元人民币的学费和生活费，钱不够，只得到处告贷，而他5年来从未打过工。

    新闻只字未提他父亲。如果其母为单身，则更可怜了。这位青年留学生为什么把刀捅向自己的亲生母亲？据其母说，3月份因为日本地震，她比平时多寄了一点钱，寄了人民币2万元，而儿子还质问她为什么寄晚了，于是发生口角，她生气地说以后没钱给他了，于是就出了这件大事。

    我们应该认真地思考一下，我国的父母们与子女的关系是否出了什么问题。西方国家的习俗是，子女成年后，父母的责任就尽到头了，孩子们都自觉地力争在经济上独立，以自食其力为荣，以依赖父母为耻。据报道，世界著名巨富巴菲特的儿子也不例外。当然，由于近年来经济不景气，西方社会里啃老族渐渐多了起来，比如成年后还住在父母家，不付房租水电费。但这些年轻人并不心安理得，因为社会习俗、社会风气和社会舆论时时在挤压着他们。而我们的父母们对于子女，普遍的情况是溺爱多了一点，以至于成年子女既缺乏自食其力的能力，也缺乏自食其力的意愿，认为接受父母的供养是理所当然的。

    读了这则悲剧新闻，我立刻想起了美国近代作家提尔伯格·克拉克的小说《钩》。我不知道它有没有中文译本。钩是小说主角的名字，而这个主角是一只鹰。钩在一个干旱的冬末出壳，在一棵高高的橡树顶部的窝中嗷嗷待哺。由于干旱，小动物们纷纷死去，钩的父母为了觅食不得不一天比一天飞得更远。终于有一天，他们决定抛弃钩，钩被它们从窝里推了出去，跌落在树下灌木丛中。它们自己远走高飞，去寻一条生存之路去了。钩不会飞，只得用脚在地上挪动。它无助地仰着脖子叫唤着，任何一点响动都令其惊恐万状，连小小的蜥蜴都捉不住。饥饿难耐时，它只能啄食又干又苦的昆虫。正当它奄奄一息，半睁者眼睛，神志已经不太清醒的时候，一只又小又瘦的老鼠从它身边爬过，那是一只到河边去喝水的倒霉老鼠。出于本能，钩用尽平生力气叼了它一口，接着又一口。这只小老鼠也已经濒临死亡，没有怎么挣扎就成了钩的食物。老鼠血肉的滋味让钩想起了从前父母给它提供的食物，也从中获得了继续活下去的力气，本能中的杀戮欲望也被唤醒了。它不再吃昆虫，而把目光转向了蜥蜴和海鸥。开始时，它被海鸥叼得遍体鳞伤，但失败反而激起了它战斗的激情。日复一日，经过了万千苦难，钩学会了飞翔，展翅飞上蔚蓝的天空，大地上任何小动物都逃不过他敏锐的眼光。它成了一只独霸一方的真正的雄鹰。

    200多年前，一批英国的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来到北美这块荒蛮之地。抱着对上帝的虔诚，他们克勤克俭，开始了艰苦的创业。这种历史精神的滋养，使美国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满腔热情地歌颂英雄主义，描写人或动物在绝境中拼杀的顽强和悲壮。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是杰克·伦敦。他被称作无产阶级小说之父，他的小说《珍爱生命》受到过列宁的夸奖。小说描写了一位迷路的淘金人如何克服常人难以忍受，也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走出死亡地带而获救的故事，读来令人震撼、战栗、钦敬。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则描写了一条出身高贵的家犬在北极天寒地冻的恶劣环境中如何冲破一重重死亡线，如何在同艰苦环境的殊死搏斗中恢复了野性，回到了狼群，并成为狼群首领的故事。这些作品激励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从这些小说家的作品中，我们读出了他们的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正是他们，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努力，创造了一种与民族振兴的艰难历程相匹配并为其服务的、健康有益的价值观和社会习俗。没有人号召他们这么做，艺术家们完全出于自觉。这些小说似乎是写给孩子们看的，它们鼓励孩子们勇于面对困难，敢于接受挑战，过一种独立而光荣的生活。我敢说，这位刺母的青年肯定没有读过这些小说。

    在我国，在今天，英雄主义好像已经成为一种过时陈旧的东西，被人们像一块破布一样抛弃了。小说或影视作品中见不到人民，尤其是草根阶层艰苦卓绝的奋斗拼搏，充斥着的是“皇家”、“帝王”、“豪门”、“贵族”、“豪华”、“加州”等等字眼，充斥于屏幕的是华贵的妇人，高级的别墅和汽车，主人公们像喝汽水一样手不离杯的喝着红酒，他们正以此塑造着我们民族拜金主义的、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要不就是凶杀和暴力，刀光剑影。这是我国文学对“文革”极左的反弹而走向另一个极端，是五千年剥削阶级腐朽文化的泛滥，是被物质金钱蒙住了双眼而失去了方向的梦游，是对民族振兴大业的腐蚀和反动，是对子孙后代的深重造孽。刀刺母亲之类的悲剧，不过是此种文艺作品的一种产物而已。

    我们不得不问一句：我国文学的责任感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