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是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新京报：今年你在“延安儿女联谊会”新春团拜会上的讲话引起很大反响，你是即兴发言还是准备了很久？有人授意吗？

　　胡木英：讲话并没有复杂的背景。这两年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下的反腐斗争，给我印象深刻，中央向弥漫多年的歪风邪气开刀，很鼓舞人心。我感觉到这是一场艰难的斗争，应该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支持习总书记，作为延安儿女、革命后代，我们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团拜会半个月前，我准备这篇发言稿，把大家平时的意见综合起来，代表大部分革命后代的想法。
 

　　新京报：你说在讲话中提到，党中央反“四风”是“动真格的了”。你从哪些方面感受到的？

　　胡木英：关键不是看说了什么，而是看做了什么。以前也提反腐倡廉、群众路线，但没有长久践行下去，成效不大。习总书记不仅态度鲜明地提出“反四风”、反腐倡廉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而且带头实践，落到实处。他亲自去河北参加民主生活会，出行不封路等等。上面带了好头，政策才容易推行。

　　在反腐方面，老虎、苍蝇一起抓，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把周永康、徐才厚等党内的大蛀虫抓起来，中央反腐的力度和决心是空前的。

　　新京报：你说“这场斗争极为复杂，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基于哪些观察得出的？

　　胡木英：党内的腐败分子数量不少，从基层干部到高级干部都有，他们已经丢掉了共产党的信仰，走到了人民对立面。为了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不会坐以待毙，会利用手中权力反扑。

　　“官老爷”消极对抗“反四风”

　　新京报：你观察到的反四风的效果如何？

　　胡木英：奢靡之风和享乐主义得到有效遏制，上面抓得严，下面不敢胡作为。但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还普遍存在，现在对“胡作为”有禁止性规定，但对“不作为”的惩罚较少。有些党员干部消极不作为，生怕出问题。

　　我们联谊会筹资拍了一部反映延安儿女精神风貌的纪录片《延安的儿女们》，拍完后到各部门送审，三年还没有审批下来。各部门相互推诿，这是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

　　新京报：反四风中存在哪些困难和阻力？

　　胡木英：阻力来自党员干部内部。有的共产党干部已经变成了“官老爷”，对人民趾高气扬，讲排场，要享乐。他们过去放松惯了，现在突然紧张起来，会不习惯，有抵触情绪，有的行为上不敢违抗，但消极对抗。

　　新京报：有官员抱怨，反四风对工作和生活管得太死，“官不聊生”，你怎样看待？

　　胡木英：这根本不是共产党员应该说的话。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贪图享乐。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中，就不会在意自己过得怎样。父辈们从延安走过来，生活艰苦朴素，他们从来不关心物质条件，一心扑到工作中。如果抱怨，还不如自己主动辞了。

　　极少数“红二代”破坏革命后代形象

　　新京报：延安儿女联谊会是怎样的组织？平常有什么活动？有很显赫的“红二代”参加吗？

　　胡木英：延安儿女联谊会是由革命后代自发组织起来的，组织很松散，没有在民政部门正式注册登记。联谊会成员很广泛，父辈是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后代都可以参加联谊会。联谊会并不是围绕着显赫的领导人的后代转，这个团体中不仅有元帅的儿子，也有红军战士的后代。在这个团体中，大家都是平等的。

　　新京报：新春团拜会是联谊会最重要的活动，是怎么组织的？

　　胡木英：联谊会是在春节前后，把延安儿女组织起来团拜。形式很简单，用很少的钱租一个老旧礼堂，大家聚集起来，吃的喝的都不发，就发我们印的一页小报，介绍这一年的活动发展情况。每年团拜会都有四五百人参加，气氛很活跃，大家踊跃发言，想为社会贡献余热。

　　新京报：社会上对“红二代”有些非议，认为他们享受了特权。

　　胡木英：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红二代”是社会上对革命后代约定成俗的称谓，这个称谓比较模糊。大多数红二代是普通人，勤勤勉勉工作，直至退休。以我的亲身经历，上山下乡，我都跟同龄人一样，没有任何特殊待遇。

　　但是不排除有极少数红二代，腐化堕落，利用父辈的权力捞好处、挣大钱，背离了人民群众。我认为不能把他们称为“红二代”，称为“官二代”更合适。这极少数人破坏了我们革命后代的形象，辜负了他们父辈的革命教育。

　　新京报：你在团拜会上呼吁“红二代”对于中央反腐“不打横炮、不帮倒忙”，是针对什么？

　　胡木英：当前反腐形势很严峻，我们作为革命后代，肩上责任更重大。我们要全力支持习总书记反腐，管好自己的嘴和手，不搞特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