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城市化的模式

　　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大体上有四种模式：同步城市化、过度城市化、滞后城市化、逆城市化。

　　城市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型。从城市化道路的差别上看，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模式：

　　1.同步城市化

　　是指城市化的进程与工业货币经济发展的水平趋于一致的城市化模式。所谓“同步”主要是说：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关系，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与工业化率(工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或工业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互相协调，城市人口的增长与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比较一致，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数量与经济发展提供的城市就业量大体平衡，城市化的发展与农业提供的剩余农产品基本适应。这是一种经济发展推动型的比较合理的城市化道路，它能够实现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社会经济的适度同步发展。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基本上属于这种模式。

　　2.过度城市化

　　又称超前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所谓“过度”或“超前”是说：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城市化不是建立在工业化和农业发展的基础上，而是主要依靠传统的第三产业(传统的生活、商业性服务)来推动的城市化，甚至是“缺乏工业化的城市化”，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这是一种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造成严重的“城市病”、不利于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畸形城市化。造成过度城市化的主要原因是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推力和拉力，再加上政府没有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措施。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基本上是这种模式。

　　3.滞后城市化

　　是指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所谓“滞后”是说：城市化率落后于工业化率，城市化的水平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滞后城市化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为了避免城乡对立和“城市病”的发生，采取了种种措施限制城市化的发展，结果使城市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都不能很好地发挥，严重阻碍了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及城市文明的普及。这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的不合理的城市化模式。改革前的中国城市化是这种城市化的突出代表。

　　4.逆城市化

　　逆城市化又称反城市化，是指城区人口郊外化、城市布局分散化的城市化模式。所谓“逆”或“反”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更不是指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农村化，而是说城区人口向郊区迁移，大城市人口向卫星城市迁移的倾向。造成逆城市化的主要原因包括：集中型的城市化使得城区，尤其是大城市的城区人口过于密集、就业困难、环境恶化、居住拥挤、地价房租昂贵、生活服务费用上升、生活质量下降，引起市区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或卫星城市迁移;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传统产业的转移、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区人口的外迁;交通、通讯的现代化大大缩短了城市与郊外的往来时间，迁居郊外对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不会产生较大的不便。逆城市化的倾向主要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城市化水平很高的发达国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公共交通的完善、环境治理水平的提高、城区居民能够享受更多更好的服务、汽车燃油成本的上升等，使得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市外返回城市正在成为部分发达国家居民新的潮流。

　　二、典型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是一条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促进、大中小城市基本协调发展、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先扩大后逐步缩小的动态均衡过程。

　　主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先后成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同时实现了高度的城市化，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走了一条比较成功的城市化道路，非常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从过程看，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是一条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促进、大中小城市基本协调发展、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先扩大后逐步缩小的动态均衡过程;从动力实现机制看，发达国家主要依靠市场机制，通过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来实现城市化，同时也重视政府的规划和调控功能，走出了一条以市场为主导，政府为辅助的城市化道路。

　　1.美国

　　美国是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城镇的发展道路主要是依靠市场的力量。 20世纪50年代，由于大中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城市生存环境恶化，城市发展开始分散化，边缘城市、新城不断出现。美国是一个地方自治的国家，只要财政允许就可以建镇，目前小城镇数量已达2万多个。可以说，美国小城镇的发展基本是依靠市场力量来完成的。同时，移民的到来，也为美国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当城市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决定城市增长的不再是本地的资源豪富，而是城市本身集聚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能力。因地制宜地培育具有竞争优势的主导产业是保持城市活力，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条件。着力培育本地区的主导产业，增强城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通过主导产业的崛起和形成，带动新产业的发展和配套设施建设，进一步促进城市的发展。同时，城市网络的密度更加稠密，城市的地区分布日益均衡，城市等级规模和功能格局也日趋合理。

　　2.英国

　　英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建立 “农工综合体”，6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所谓“农工综合体”，就是在农村发展非农业产业，例如食品加工产业等。这些产业使大量农业劳动力转为非农业劳动力。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英国政府兴建了20多个“企业区”，对这些企业区实行特殊的政策，这些企业区对吸纳离土农民发挥了很大作用。因此，英国注重发展第三产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此外，英国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出台了相关的福利政策，其中包括逐步完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法律、为失地农民创造就业机会以及制定一系列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等。后来英国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政策开始与福利政策挂钩，为失业者提供职业培训、提供就业计划和社会安全保障。

　　3.德国

　　德国注重以财政及金融方式支持落后地区的发展。联邦政府从财政上大力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机械化水平以促进农村地区小城镇发展。

　　德国还注重建立均衡发展的协调机制。首先，广泛建立具有影响力的区域经济协会发挥规划和协调作用;其次，各经济区都成立了区域经济协会，负责州及地方城镇建设总体规划的制定实施、组织协调和监督等;第三，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开展地区性的联合;第四，德国还注重发展地区性的联合体，一般称之为村镇联盟，在自愿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有计划地改善当地的设施水平和居民的生活状况。

　　4.韩国

　　韩国实施小城镇发展政策的首要举措是制定专门法律。若没有法律支持，不但不能使政府执行政策义务化，还可能导致小城镇发展事业和离土农民的就业问题往往被排到其他“重要”事业的后面。经过30年的政策实践，韩国小城镇的发展取向综合化。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综合利用分散于各个部门的涉及小城镇发展的相关政策;二是围绕发展主题，综合安排经济、基础设施、生活环境、文化等诸方面事业。在基础设施方面，整治道路和交通设施，整治基础环境设施，促进信息化;在生活环境方面，改善居住环境，扩充社区设施空间，扩大居民福利;在经济方面，振兴既有产业，搞活地区商业，培育新的产业;在文化方面，保护和利用历史、文化环境，创造具有个性的地区文化和具有行政魅力的舒适的城市环境。韩国的小城镇发展所需资金尽管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筹措，但是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

　　5.日本

　　日本政府部门在推进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主要运用制定规划、法规保障及资金扶持三种主要手段。在制定规划方面，除中央政府制定总体规划外，各都道府县及市盯村政府均确定了本地区的中长期规划。在规划及法律确定后，实施阶段的重要手段是资金扶持。

　　日本还很重视法律、法规体系的健全。在一个法制国家中，健全的法规体系通常是其经济与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日本的地方小城市通常主要包括遍布全国各地的人口3万至10万人的小市及盯，在这些小城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政府、企业及当地民众都十分重视发挥其综合功能，即不仅要发挥其经济功能，还要发挥其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在这些小市及盯不仅能够看到繁华的市区街道，富有日本传统的建筑，整齐的农田和果园，还可以看到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食品加工企业。这些措施的实施都为农民提供了充分的就业机会。

　　三、世界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启示

　　正确合理的城市化，必须适应工业化的要求，促进农业的现代化，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避免或消除“城市病”。

　　正确合理的城市化，必须适应工业化的要求，促进农业的现代化，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避免或消除“城市病”。根据世界各国城市化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要实现正确合理的城市化，必须努力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1.城市化必须以农业的发展为前提，不能以牺牲农业为代价

　　发展中国家的“过度城市化”之所以不合理，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没有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在农业生产技术没有多大改进、劳动生产率没有多少提高、没有产生大量剩余农产品的情况下，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这样不仅农业的资金投入不足，而且使农业的人力资源投入也大幅度下降，结果是农业长期得不到发展，农村长期不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这种牺牲农业的城市化，并没有有效地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反还产生了严重的“城市病”。

　　2.城市化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必须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适度同步

　　城市化的国际经验证明：过度城市化是病态城市化，既不能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又不能带来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还会产生严重的“城市病”;滞后城市化则是发育不全的城市化，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利于现代化的实现;只有同步城市化，才有可能实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与良性循环，避免或缓解、消除“城市病”。

　　3.集中型城市化与分散型城市化必须结合，城市规模和城市布局必须合理

　　城市化是人口不断由农村转向城市的社会经济过程，也是城市地域扩大、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普及的过程，集中型的城市人口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分散型的城市化是城市人口适当分散到中小城市，大城市人口适当分散到郊区和卫星城。

　　国际经验表明：城市不是越大越好、越集中越好、越多越好。城市过少、过大、过于集中，容易产生“城市病”;城市过多、过小、过于分散，就会影响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占用大量宝贵的土地资源，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因此，城市必须正确布局，集中与分散必须恰当结合，使大、中、小城市结构合理、搭配适当。

　　4.城市化不能完全由市场调节，政府必须实行合理有效的宏观调控

　　城市化的国际经验说明：城市化完全由市场调节，会使农村人口无序地涌入城市，使城市化盲目发展，大城市恶性膨胀，造成严重的“城市病”;市场的作用还不能保证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和非盈利性自然垄断部门的发展。城市化是社会经济的大变革，应该有合理的过度膨胀的防止机制，“城市病”的避免或消除，都离不开必要的宏观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