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业兴绘

    新学期开学了，年年“开战”的“小升初”再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市“小升初”择校问题很严重，平均择校花费高达8.7万元；另据媒体的最新报道，因为择校费等潜规则盛行，北京一位中小学校长可支配上亿元的资金，教育腐败悄然滋生。

    “小升初”择校问题，已不仅仅是对家长和孩子心力的煎熬，它所形成的庞大而锐利的利益块垒，已经戳伤了社会公平、背离了义务教育的本义。而在某些城市，教育与权力的联姻，更让“小升初”择校如脱缰的野马，难以管理。

    “小升初”择校问题有多严重？本报记者深入一线，倾听家长、学生的声音，记录“小升初”的怪现象；

    “小升初”的经济包袱有多沉？本版联手武汉大学课题组，翻看居民的教育账本，感受烧钱热度；

    “小升初”如何走向公平？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专家有自己的看法：打破利益共同体，倒逼教育天平重归均衡。

    “小升初”，病了很久，病在了中国义务教育的关键处。如何医治这个痼疾，人们期待理想的答案。

    ——编者

    “88.6%的网友认为本市‘小升初’问题严重及非常严重”、“家长平均为‘小升初’择校准备阶段的花费为4.4万元，北京地区高达8.7万元”，21世纪教育研究院日前发布调查报告《北京市“小升初”择校热的治理：路在何方？》（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中出现的这一串数字，表明了“小升初”这座大山的重量，更直指中国基础教育的顽疾和痛处。

    现状

    为“占坑”，4年花费竟超10万元

    “小升初就是把孩子变成‘小牲畜’！”面对记者，一边心疼孩子辗转在各“占坑班”、“补习班”的辛苦，一边又不得不逼孩子上“战场”，在北京市某政府机关工作的田先生冲口而出。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对我国35个主要城市进行了2010年度公众教育满意度调查，88.6％的公众认为本地中小学择校问题“非常严重”、“比较严重”，而这一数据在北京地区接近100％。

    在北京，“金坑”、“银坑”、“土坑”、“粪坑”，这些旁人看来不知所云的词汇，对经历过“小升初”的孩子家长来说却“门儿清”。所谓“坑”，即“占坑班”，是指公办重点学校自办或与社会机构合办、面向小学生的学科培训机构，可从中选拔优秀学生升入本校初中。“金坑”，即与最顶尖中学关联性最大的培训班，不上该培训班就不可能通过“点招”被录取；“银坑”、“土坑”次之；“粪坑”则是需提防的陷阱。为了扩大被重点中学录取的几率，家长们往往要让孩子同时占好几个“坑”。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的“占坑班”家长每年花费在8000元以上，有的家长4年实际花费可达10万元甚至更多。

    费钱的是家长，受累的是孩子。调查数据显示，孩子小学阶段参加奥数班培训的累计时间平均为2.6年，每周用于“占坑班”的时间平均为4.3小时。有数据显示，从9岁开始，北京小学生视力下降明显增加，身体力量素质下降，肥胖检出率持续上升，其直接原因是升学压力过大、课业负担过重并缺乏体育锻炼。

    原因

    有令不行，择校费不降反升，行情看涨

    “想不择校都难！”一位爸爸，从孩子一上学，就开始研究择校问题。他分析道：“为什么宁愿花钱也要择校呢？还不是因为教育资源不均。”他感慨，“平民百姓要想让孩子享受相对较好的教育资源，必须掏钱择校。”

    对此，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认为，“小升初”困局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有令不行，政府管理难度大。报告指出，在“小升初”择校竞争中，政府、学校和市场、家长和学生是三个主要的利益相关方。一方面，主张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国家意志、法律规定非常明确，一方面，市场推动和家长的择校需求十分强劲。在这一过程中，真正软弱被动的是政府管理。

    在这种情况下，多元择校架空免试就近入学。在90年代，“小升初”政策明晰而简单，即考试入学为主和极少数的择优入学，保送生不足5%。随着“占坑班”、推优、特长生、条子生、共建生等择校途径的增多，通过划片、电脑派位免试就近入学这一“小升初”最基本的入学方式逐渐萎缩，参与电脑派位的人群已从起初的80%以上降至不足50%。

    在“小升初”的升学竞争中，少数重点学校为提高升学率抢挖优秀生源，人为地将好学生集中在一起，形成重点学校教学质量高的假象，进而可以得到更多的择校生生源和高额择校费。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马太效应”日益严重，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怪圈：择校费收得越多，名校资金就越充分，师资队伍就越雄厚，教学设备就越充足，教学水平就越高。学生愿意来，家长就更得掏钱……

    2010年底，教育部发布“禁令”，要求各地3到5年基本解决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问题。但是，广州、北京、南京等地中小学择校费不降反升。在一些城市，收取赞助费是合法的、甚至“明码标价”，各地捐资助学择校费都看涨，有的已超过10万元。

    思路

    取消共建生和条子生，设立学校最高标准

    2010年，“切实缩小校际差距，着力解决择校问题”被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义务教育法以及有关地方政策、法规，也已作出明确规定和部署。然而，多年以来，“不输在起跑线上”的理念，对“牛校牛孩”的强烈追求，使得“虎妈”、“变态娘”越来越多，形成了巨大的惯性；再者，择校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社会利益链，动谁的“奶酪”都不容易。

    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与新浪教育频道联合开展的网络调查显示，公众认为治理“小升初”择校热需要多项措施合力解决。首选为“均衡教育资源，有效缩小学校差距”，占79.8%；其次为“全面公开的阳光录取招生程序”，占42.5%；还有40.2%的人认为应该“恢复‘小升初’统一考试”。

    报告针对北京市当下“小升初”的乱象，提出“六管齐下”的治理思路——“规范办学行为、调整小升初政策、缩小学校差距、改革办学体制、社会监督、教育问责”。具体来看，杨东平给出三步走策略：

    第一步，2012年，实现取消赞助费和择校费；2013年，实现取消占坑班，还要调整划片、扩大就近入学，并且取消共建生、条子生和推优生；在2015年取消初中阶段的重点学校，实行示范性高中名额下放，实施教师流动制度以及学校合理布局均衡配置资源。

    共建生是北京特色的“小升初”政策，由国家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与重点学校通过“合作共建”，满足本部门职工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在杨东平看来，北京市义务教育秩序整顿最为艰巨的任务，是取消共建生和条子生，而这项措施的本质是限制权力。调查建议，首先公开政府机关与名校共建的状况，逐渐减少名校招收共建生的比例，到2013年全部取消。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等国家机关要做出表率，率先取消与名校共建的制度。从现实出发，在条子生短时间内不可能彻底取消的情况下，可借鉴一些地方的做法，建立公正的程序，限制比例和数额，条子生需通过市、区教育局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

    在报告中，给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标准设立“最高标准”似乎是一条颇为新颖的思路，以此来限制示范校过度发展和豪华学校的出现。国家的财政教育经费，原则上也不应再投向重点中学。（张烁　董雅婷）

    破解择校热，应打破利益共同体

    长期以来，“小升初”择校成为北京等全国大中城市的老大难问题。深入分析后不难发现，现有义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和不同人群对学校选择权利的不平等是这一问题持久未解的根源。

    择校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优择校，学校想选择学习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于是各种“升学班”屡禁不止；二是以权择校，有一定权力的人利用或借助他人权力达到择校目的；三是以钱择校，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用钱买名额，由此产生了办班、“条子生”、“择校费”三大利益链。

    然而，小升初属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选择，依据义务教育的属性，人人都有平等享受的权利，解决小升初“择校热”实质上就是要斩断这三条利益链。

    择校问题出现后，各地也采取了一些解决措施，但没有抓到关键点，在一些地方问题反而加剧。原因在于相关权力部门的掌控者与优质学校在一定程度上站到利益的同一边，普通民众与相对薄弱学校则站在利益的另一边，这种利益格局导致一些所谓的“名校”对政府的公开政策充耳不闻。不打破这一利益格局，任何均衡义务教育的具体措施都只能是隔靴搔痒。

    那么择校问题是否就无解呢？并非如此。

    义务教育应是政府向公众提供的公益产品，各级政府首先要坚定每一个人都能平等享受义务教育资源的目标和理念，同时要有可操作、可监控的机制和规程。这个机制其实并不复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生产队分少量稻谷蔬菜时就有一个很好的做法，由某一个人将所分物品依照户数分成若干堆，然后再让那些老弱户先选取，一般户后取，分堆的人最后取，这个过程在各户的监督下进行，大家都感到很公平。200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斯金将这一做法总结为“分蛋糕”的理论。

    解决义务教育择校问题的基本原理就是运用好上述“分蛋糕”的理论，让无权无钱的普通民众子女最先选择，让义务教育的直接提供和决策者的子女最后选择，并严格按这一原则制订出各地可操作、可监控的规程，在公开透明的状态下完成这一过程，这才是从根本上有效促进义务教育均衡的关键。

    遵循这一原则，义务教育的区域环境将会得到持续改善，毕竟，没有哪个决策者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到最差的学校，他们必然努力改善差校，尽快实现校际均衡；遵守这一原则，才能拆分优质学校与权力掌控者的利益共同体，才有可能使由于权力的倾斜导致的“择校”问题得到根本性的矫正，政府也才有可能在教育方面重建自身的信誉，恢复自己的执行力。博主：储朝晖（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四成家庭自认负担沉重　小升初择校费比重畸高

    “超过40%的家庭感到教育开支的负担有些沉重”，日前，由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郭明磊牵头的课题《武汉市居民家庭教育开支及教育负担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国家三令五申禁止教育乱收费，但账面外的花费让家长们颇感压力。经统计，教育开支已占到了被调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3左右。

    调查将教育开支细分为8类：学校常规收费、学校额外收费、择校费、学习工具花费、补习家教费用、特长爱好花费、人情送礼花费、生活费及其他费用。据统计，武汉小学阶段的教育开支项目中，“补习家教费用”占据了20.5%的份额，仅次于“特长爱好花费”。补习费用的高企反映了家长意志：68.9%的家长让孩子参加课外学习的目的是有助于“升学”，38.5%的家长则是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仅有36.1%的家长表示孩子参加课外的学习与培训是出于个人兴趣爱好。

    “当前社会竞争过于激烈，虽然也知道孩子需要一个轻松快乐的成长环境，但是在补习班如此火爆的情况下，别的孩子补习而自己的孩子不补习，就会面临落后的危险，而落后就意味着被淘汰。为了孩子的未来，也只能让孩子先苦后甜了。”在调查中一位家长这么表示。“小升初”的压力，让他们有些身不由己。

    在经历了小学课外培训的砸钱大战后，报考初中所产生的择校费用又成为学生家长的沉重负担。在武汉初中阶段的教育开支中，“小升初”择校费平均超过8500元，占总开支的21.45%。无论是绝对费用，还是占比，“小升初”择校费均远高于“幼升小”、“初升高”。“小升初”择校费的畸高，正反映了该阶段升学的规范程度较低、教育失衡严重，增加家庭负担之余更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

    调查发现，择校费问题已经引起家长的普遍不满。一位受访家长认为，“现在学校择校费比较高，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不同成绩要收取不同的费用，这种现象是非常不公平的，教育应该合理分配师资力量、教学设备，使孩子能享受到大体均衡的教育资源。”而另一些家长则担心用钱择校的行为会对孩子产生不良影响，让其变得世故，也污染教育的纯洁性。

    “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已经蔓延至学校，希望有关教育机构能够整顿风气，让学校真正成为教书育人的圣地。”一位家长如此呼吁。（记者杨旭、杨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