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黎

　　北京，仲夏。6月底的一场暴雨，让北京所有从写字楼下班回家的人全部变成了“北漂”。人们重拾几年前这个城市也曾因大雨变为“汪洋大海”的记忆。那一天，好几个地铁口水流汹涌壮阔有如瀑布，无数人6点下班后寸步难行，直至深夜才辗转艰难地回到家中。那一天，北京的地铁几乎变成了如下场景：“前方到站：积水潭；再前方到站：‘积水潭’；再再前方到站：依然是‘积水潭’。”

　　有人甚至打趣说，北京但逢大暴雨，便可以看见幻境般的“新燕京七景”：陶然碧波，安华逐浪，白石水帘，莲花洞庭，大望垂钓，二环看海，机场观澜。

　　而在这个城市生活过40多年以上的人们却依然记得，1963年8月，曾有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雨袭击京城，中心雨量达到24小时420毫米，几乎相当于现在北京一年的降雨量。北京城外一片汪洋，但是，城内却安然无恙。为什么？前三门护城河（西便门至东便门）在这个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而后来，前三门护城河因城市建设消失后，城市的水域大大减少。“运河般宽阔的护城河，岸坡下有幼童在芦苇中像青蛙一样玩耍，水面上浮游着群群白鸭，溅着水花……”这是瑞典人奥斯伍尔德的中国游记中描述的前三门护城河旧景。如今，这样的旧景勾起老北京人的怀念不仅仅是因为那一条消失的河流，还有暴雨后不会被雨水淹没的地下铁和低洼地带。

　　雨果在100多年前曾说过：下水道代表着一个城市的良心。巴黎的下水道已经用了一个半世纪，甚至罗马沿用的是2500年前的。为何北京的“良心”总在仲夏的暴雨后，变成一片阴暗的地下水牢，而居住在城市中需要下班回家的人们，在汪洋中无船可渡？

　　同济大学的城市规划师苏运生说：“问题的症结，并不是我们不学西方国家的下水道建设，而是我们彻底抛开了自家老祖宗的传统一味模仿西方的城市规划却不得要领。打个比方，我们拼命模仿舶来的拳击时屡屡被人打倒，却忘记了自己本身拥有四两拨千斤的太极拳本领。”

　　苏运生口中理想的城市下水道规划，没有生硬的术语，却只反复强调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他说，无论多么复杂的城市规划，说到底首先一个理念正确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念里，一切都力求达到自然和谐的循环。比如挖一条护城河时，挖出来的土便很自然地做了城墙被利用，护城河和自然河道相通在建设初期运送建筑建造的木材，同时又作为泄洪滞洪的河道。那时候中国人想问题的方式讲究循环通达，和真正的自然和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大规模城市化之时，为了发展工业化，河流被填掉，无数的柏油路面被建起……为了在河岸两边建筑，河面无限缩窄，河岸从前可透水的自然土壤变成硬梆梆的水泥。放弃了和谐的结果，就是必然要受到‘人定胜天’思维模式的惩罚。现在城市的绿带远远不够，建筑物都缺乏滞洪能力，屋顶绿化，墙面绿化等等跟自然缓冲的部分都拿掉了。你发现这个城市没有灰色的过渡空间，而变得非黑即白似的极端。”苏运升说，改变这样的局面，并不需要人们想象中的翻地彻改大工程：“你想，如果每个北京的社区大院里都有小型人工湖或滞洪透水湿地的设计，而不是一味抬高地面基础高度来避洪，城市的内涝就不会产生。每个院子的滞洪时间但凡长一点，外面的街道就不会成为暴雨后的河道。同时结合道路两侧的绿带系统，尽可能采用绿化的明沟排水，将城市的绿网水网连接成网络系统，也是新城建设时必须考虑到的。城市规划的科学和中式的自然和谐，其实是一体的。”

　　苏运生说，改变这样的局面，并不需要人们想象中的翻地彻改大工程：“你想，如果每个北京的社区大院里都有小型人工湖或治洪的设计，而不是一味抬高地面基础高度来避洪，城市的内涝就不会产升。每个院子的治洪时间但凡长一点，外面的街道就不会成为暴雨后的河道。城市规划的科学和中式的自然和谐，其实是一体的。”

　　不要怪总会有恋旧的人。翻开上世纪鸳鸯蝴蝶派小说，北平城的滂沱大雨转成微雨后，总会有梳妹妹头的女学生打着伞去护城河的桥上看雨。闲庭信步在雨间，并不是如张恨水笔下虚妄的旧时世界。

　　旧北平并不是完美的理想之城，但的确有过清浚疏通的下水道。那时候，这个城中哪一条河流和小巷，都不会因为暴雨而崩溃失控。 中国规划网北京8月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