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 博士生导师邹东涛
记者 吴礼明 盛贤明
 邹东涛教授（中）、黄琦副社长（左）共同接受主编吴礼明博士会客访谈
 挂在邹东涛教授房间名言
 挂在邹东涛教授房间书法
 邹东涛教授接受记者采访
编者按：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涌现出一批基础知识扎实、理论功底深厚并又有开拓创新精神的经济学家，他们精心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把脉”，为中国的改革开放铺路，保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沿着健康道路持续发展。他们站在了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最前沿，他们是中国崛起的重要力量，是共和国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中国社科院著名经济学教授邹东涛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 从秦巴山区走向大学、走向省城、走向京城，邹东涛以自己的勤奋牢牢地把握了人生发展机遇，并以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怀，关注着中国的改革进程，关注着中国的经济发展。 他不做象牙塔中的理论闺秀，而以更广泛的非经济视野分析“社会经济”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不做温文尔雅的经济理论家，而是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种种现象和倾向；他不做经济学理论的奴隶，而是把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经济社会领域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很多新问题、新思路、新观点，极大地丰富了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发展做出了贡献。 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邹东涛这样的经济学家，今后的发展也必然会涌现出更多像邹东涛一样的、受党和人民欢迎的经济学家。 在中国的经济学界，提起中国社科院著名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邹东涛，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从20世纪80年代起，凭借着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凭借着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极大热情，邹东涛根据中国的国情，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撰写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专著、论文，助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成为90年代“进京三杰”之一。 2008年夏天，记者在老友黄琦的陪同下，走进了这位令人仰视的著名经济学家的办公室。寒暄时，邹东涛递给记者一张名片，细细看来，邹东涛不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导，而且还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 采访邹东涛，其实是一种巧遇。记者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办事，刚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开完会的邹东涛便迎面在总署大门口与记者相遇。老友黄琦立即慧眼识英雄，相互介绍过后，才有了这个历史性的采访。中等个头的邹东涛，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小了许多，一双具有洞穿力的双眼中透出浓浓的善意。他没有大家的架子，坐在一起，就像久违的朋友重又相逢。他告诉记者：“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我的命运几乎与共和国的命运同出一辙：在不太长的历史中经历了贫穷、曲折、奋进、成长。 三十学“艺”为报国 邹东涛出生在陕西省汉阴县，这里是中国最贫穷、最落后的山区之一。小学毕业后，邹东涛便来到县城就读中学。邹东涛回忆道，县城中学离家有8里地，一天要往返两次吃饭，步行32里。就是这每天32里山路的跋涉，竟成了邹东涛“背诵古诗文之路”，那些至今仍能熟记的古诗文、毛选、毛主席诗词，很多都是在这条路上背诵下来的。 初中二年级时，喜欢古诗文的邹东涛写了《学思》：“孔孟天下尊文圣，李白杜甫大诗人。我进学堂已八载，当汲先哲精气神。光阴荏苒留不住，莫荒白了两边鬓。胸中常有鸿鹄志，插翅腾飞万里云”。邹东涛谦虚地笑着说：“这首初中时的处女作，现在看起来还有点狂妄，使我至今感到愧对孔孟李杜”。 但是，胸有鸿鹄之志的邹东涛怎么也没想到，一场“文革”击碎了他的大学梦想。1968年，邹东涛随着滚滚的上山下乡浪潮，来到一个更为贫困的生产队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0年邹东涛报名参加了襄（樊）渝（重庆）铁路的配套工程–––修筑公路大会战，被任命为民兵连团支部书记和民兵营文书。 1971年初，邹东涛以出色的工作表现被选拔到县财政局当了一名小干部，干起了具体的经济工作——公房管理、工商税务兼办公室文书。 建于1912年的西北大学是西北地区资格最老的大学。 邹东涛从小就知道西北大学并仰慕它，并产生了一种朦胧的潜意识：长大也要进西北大学。 迟到之大学女神终于垂青于邹东涛。1973年，国家实行“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选拔“工农兵学员”。邹东涛在考场上一炮打响，成了全县应试“状元”，被西北大学物理系点名录取。 大学毕业后，邹东涛被分配到安康地委五七干校作理论教员。工作之余，他在浩瀚的书海里漫无边际地遨游。邹东涛非常实在对记者说，当时，对人生充满了迷惘。 此时，西北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女学生朱玲（现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自学《资本论》和经济学，经 有了目标就有了动力。邹东涛利用一切空余时间自修经济学、思考社会经济问题和撰写论文。1983年，终于以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成为西北大学经济学研究生。 进入经济学殿堂探索游弋的邹东涛发现，这座殿堂是那样的宏大深邃。马克思的宏篇巨著《资本论》虽在这个殿堂中具有重要地位，但也只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经济学分支不仅五花八门，而且还在不断地发展、创新。他说，作为一个经济学的探索者，虽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经济学知识，但主要的知识板块和结构则不能有空白。 于是，邹东涛从读“经济学说史”开始，然后主攻《资本论》。当《资本论》体系基本了解之后，接着向“当代西方经济学”开战。 “学习—消化—产出，这是我钻研经济科学的基本路径”邹东涛说。 在攻读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之后，邹东涛陆续出版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著作。其中《宏观经济学》还获得了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中青奖。 当这几个主要经济理论板块基本掌握之后，邹东涛似乎有一种轻松感，好像初游故宫之士在中轴线观赏了几个主要大殿一样。他认为，经济学是致用之学，这对处于经济发展时期的中国来说尤为重要。如果仅仅躺在经济学史和经济学原理上徘徊不前，就失去了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和现实意义。因此，邹东涛在研读了经济学史、《资本论》、当代西方经济学之后，就转向社会主义现实经济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仅在西北大学期间，就发表了上百篇论文。 三年的研究生学习，七年留校工作，邹东涛从一个改行易流的研究生，一步一步地成长，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前进。 “这十年是我中青年时代最重要的十年。可以说，我是在西北大学这块土地上进行经济学知识的原始积累，立下了经济理论的奠基石，并一砖一瓦地在这块奠基石上筑屋建厦”。邹东涛的话语中充满了对西北大学的眷恋和深情。 投身改革志不移 在中国的古典范文中，对邹东涛印象最深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它不仅影响他对古文的爱好和兴趣，更是影响到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锤炼。邹东涛说，范仲淹的文豪字胆，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怀以及他的改革精神几十年来深深铭刻在心，并一直以其为人生楷模。 因此，邹东涛认为，同共和国一样，自己是改革开放才真正走上成长正轨的。改革是时代的旗帜，也是每个人发展的旗帜。他说，作为改革事业的忠诚拥护者，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回报社会，唯有以对改革研究和经济发展的探索回报社会。 基于这样的思想，邹东涛比常人更加关注我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在读研期间就着手组建了西北大学研究生会，并把研究生会的主要工作定位在宣传和探索经济体制改革上来。尤其邹东涛被吸收参加了陕西省委宣传部“改革理论研究小组”后，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相继撰写发表了《摒弃十种“左” 的经济体制观念》、《我国经济体制形成、演变和改革的历史回顾及其经验教训》、《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回顾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等论文，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88年，针对社会上出现的经济体制改革回潮、倒退的现象，使邹东涛敏锐地意识到“体制复归”问题，便约华中理工大学林珏合作撰写了《警惕体制复归》一文在《工人日报》上发表，为各级政府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党的十五大之后，全国掀起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热潮，邹东涛及时写出了《对经济改革新突破的热潮要科学理智有序地引导》一文，并明确指出：当改革在某些方面存在着思想理论障碍和出现某些低潮的时候，我们应该积极推动改革的热潮；但当群众性的改革热潮兴起之后，我们则应该科学理智有序地加以引导。这就是说，没有热潮时，我们要“热”；有了热潮时，我们则要“冷”。既保证了改革目标的正确性，又保护了群众改革的热情，对我国成功地进行经济改革起着积极的作用。 中国的改革初期，只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向何处发展没有确切的定论。为此，理论界掀起了探索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热潮。有的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商品经济，更多的人则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公有制及其计划经济。 邹东涛说，如何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长时期未能解决好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他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而应让实践进行检验。 1991年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吴敬琏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第一次公开宣传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同时也印证了邹东涛在1986年提出的打破“鸟笼经济学”：拆计划经济之“笼”，放市场经济之“鸟”论述的前瞻性。 就在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后，邹东涛陆续撰写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旗帜鲜明地批判计划经济体制，主张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如：《从二元机制的“非凸组合”看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中国的出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世界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国理论 》等，从各个方面论证了一个基本观点：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功能优于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一条龙，走到哪里哪里穷。 为了研究和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路，1992年邹东涛撰写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六集电视政论片解说词《走向辉煌：古海新潮；走出樊笼；谁主沉浮；产权变革；政府之谜；文明之光》，主编了《世界市场经济模式丛书》，系统地研究和介绍了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印度、港台澳、澳大利亚、独联体及东欧、东盟、非洲、拉丁美洲的市场经济体制，并对各种不同的市场经济作了比较研究，为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在《世界市场经济模式丛书》的“总序”中，邹东涛不但重点论述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艰难道路，而且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南巡谈话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意义。 创新理论促发展 邹东涛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分析支配、影响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经济关系、运行机制、调控机制，探寻其中的规律，这是当代中国经济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说，在研究中，经济学者绝不能做象牙塔中的理论闺秀，而要以更广泛的非经济视野分析“社会经济”问题。 竞争是市场机制的核心，是商品经济的最高权威，是优胜劣汰的强大机制。多年来，邹东涛把对竞争问题的研究视觉集中在经济领域，展开了对经济竞争的深入研究。1986年初，在完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竞争》的学位论文后，邹东涛又与杨秋宝（现中央 199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研究竞争理论的邹东涛来说，感到由衷地高兴并为之欢呼。并当即写下了《竞争、法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的日子里》在《经济日报》上发表。文中论述道：人类社会不能没有竞争，但又不能自由放任地竞争。竞争和无政府主义并存，必然会给社会带来祸害和灾难。法律是市场经济的保护神，如果没有法律，市场经济只会成为互欺互诈互残的混乱无序场所。市场经济秩序的核心是竞争秩序，管住了竞争秩序就从根本上管住了市场经济秩序。 1993年底，邹东涛在中央国家机关第一次公开招考选拔厅局级领导干部中胜出，被选任为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副院长。 新的岗位、新的高度进一步开阔了邹东涛思考的视野，增强了其研究的力度和深度，使邹东涛始终站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前沿。 作为土生土长的西部人，邹东涛对家乡的贫穷刻骨铭心，他超前思考西部经济发展问题，曾经步行考察过安康地区的多数县，到西部所有省市自治区作过调研。1996年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调研报告，对党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新疆问题的文件起到了参谋作用。他参与组织完成并出版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东西部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撰写的《什么粘住了西部腾飞的翅膀——邹东涛西部发展文集》一书收录了邹东涛自1970年以来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文稿近50篇。他提出的“解放思想，黄金万两；观念更新，万两黄金”、“要使西部经济‘火’起来，首先要使思想观念‘火’起来”，成为影响广泛的名言，是京城经济学“西北风”主要成员之一。 在解放思想方面，提出“把解放思想进行到底”、“解放思想，黄金万两；观念更新，万两黄金”、“作中国猫，抓中国鼠”等。 在中国改革方面，提出“改革是纲，纲举目张”、“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老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进行，而要驾着科学之船过河或顺着桥过河”、“对中国社会的‘诊断’和‘治疗’，不能像西医那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像中医那样，进行全面的辨证施治”等。 在市场经济方面，提出“计划经济一条龙，走到哪里哪里穷”、“打破‘鸟笼经济学’：拆计划经济之‘笼’，放市场经济之‘鸟’”、“要防范市场通行官场规则，官场则通行市场规则”等。 在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所有制改革与发展、综合配套改革等方面，提出，“国有企业不应有行政级别”、“对剥削现象要从制度和经济机制两个层面来分析。剥削作为一种制度，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具有对抗性；但作为一种经济机制，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又相容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要不失时机地过渡到‘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形式或者典型形式，它是人类社会的‘第五大发明’、‘第四大发现’、‘第三大应用’”等。 20多年来，邹东涛以极大的改革热情和深厚的专业知识功底，以一个“思想者”的特殊身份，站在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度，关注、审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每一个过程。 20多年来，作为改革的关注者和探索者，邹东涛出版了20多部专著、撰写了数百万字的论文，丰富了中国经济学的知识宝库，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规划网北京8月26日电 (责任编辑：白雪松)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