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的世界与中国都将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世界将进入体系转型和秩序重塑的关键期，西方国家与新兴大国的妥协与合作决定着未来世界的发展走向。中国在未来十年将经历一个综合实力增长的黄金期和深层矛盾凸显期，如何使用不断增长的实力以及能否解决各种深层矛盾决定着中国崛起的基本前景。

中国与世界存在许多共同的利益

　　未来十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将发生重大变动，世界体系的转型为中国的发展既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外部社会对中国的认知结构和政策应对将经历一个不断调适的剧烈过程。中国外交需要在保持战略上防守的同时，在战术层面积极作为，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朝着和平、合作的方向发展。（《半月谈》2010年第9期）

　　未来世界：加速步入后危机时代

　　在国际金融危机、新兴经济体崛起以及全球性问题空前凸显等因素的作用下，世界正加速步入后危机时代。未来十年，世界将在权力结构、问题议程和决策规则三大层面呈现出新的内容和特点。

　　第一，权力结构的调整。西方与非西方在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分野为我们理解未来世界的权力结构提供了独特视角。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一度进入了由美国霸权定义的单极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成为全球规则的制订者和国际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在东西和南北关系中占据全面的优势。然而，冷战结束短短十多年的时间，西方的中心主义地位就出现了明显动摇，其国际权威和全球影响都受到相当程度的削弱。尤其是西方霸权的核心支柱美国，因对外政策失误和内部经济困难而出现了严重的实力透支。奥巴马的变革措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的经济状况和国际形象。然而，美国内外面临的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缓解。在内部，美国经济长期增长乏力的状态制约着奥巴马重建制造业辉煌的雄心，政治上的极化现象也不利于塑造政治行动所必需的统一意志和战略共识。在外部，反恐战争的久拖不决还将耗费美国相当的实力资源，美国与外部世界的矛盾短期内也没有彻底解决的可能。这些都决定了美国未来的国际地位很难再回到新世纪初期的状态，华盛顿不费力气和低成本行使国际领导权的日子成为历史。作为西方阵营重要成员的日本和欧盟都面临着内部的政治博弈和社会治理难题，难以为西方中心地位的维系提供有力支持。因此，尽管西方在一段时期内仍将处于国际权力结构的中心，但其内部阵营的三大支柱各自都存在众多问题，其未来发展非常不确定，其主导世界的能力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

    与西方阵营相对应的则是一个相对分化和弱势的非西方世界，包括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俄罗斯、伊斯兰世界、失败国家和反美主义国家，其中前三类国家（群体）在国际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尤为重要。首先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这些国家在过去二十年来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效率和增长潜力，国家实力显著增强，成为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一支重要力量。未来十年，如果新兴经济体能够继续保持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速度，它们在世界经济和政治版图中地位将得到实质性提升，它们与现行国际俱乐部的关系决定着未来世界稳定与否。其次，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战略存在，不断地游离于西方与非西方之间，试图在融入西方与新兴大国身份之间保持平衡，以增强在国际政治博弈中的砝码。未来俄罗斯的问题在于内部政治稳定的可持续性和市场再改革的成败。最后，从冷战结束到现在，伊斯兰世界的内部现代化尝试并不顺利，进而导致了伊斯兰传统与世俗价值、本土文化与西方影响之间的持久冲突，在外部则与西方世界积累了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深刻矛盾。伊斯兰世界的道路选择将对未来的世界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西方与非西方的发展态势和互动关系意味着世界权力结构从西方一超中心向多强权力共享的格局转变，未来的世界结构将呈现出更加均衡合理和平等竞争的局面。

　　第二，问题议程的转移。世界的问题议程在保持传统的主权、安全议题的同时将更加凸显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性。气候变化、资源紧张、粮食短缺等一系列全球问题不仅涉及到各国的利益增减和竞争态势，更关乎整个人类的生存和长远发展。尽管科学界和经济学界对几乎所有全球问题的起源和后果都没有完全定论，但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真问题”，而被纳入到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正式议事日程。尽管如此，全球性问题在可预期的一段时间内仍然将在一个没有结果的争吵中前进。理由是在几乎所有的全球问题上，各国在面对共同威胁的同时都存在重大的利益差别，其结果是一方面各国在政治上都很高调，以争取在国际舆论环境中的主动权；另一方面则都以自身的发展需求为基本考量。因此，共同的行动还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政治磋商和利益妥协。

　　第三，决策规则的变化。长期以来，美日欧是世界经济格局的主导性力量，它们的发展态势及相互间博弈关系决定了世界经济的基本图景。反映在决策机制上，八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组织主导着世界范围内的规则确立和议程设定。然而，在国际金融危机迅速蔓延的背景下，决策效率和代表性两个层面更加平衡的G20受到青睐，并迅速成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论坛。G20的兴起推动了国际政治的集团化趋势，人类因此可能进入一个“G时代”。为了占据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制高点，各国都在积极组建类别繁多的集团。由于不同集团的利益整合和规范塑造能力不同，那些共识稳固、功能强大的集团将在激烈的竞争中得以存活，并成为未来国际规则建立的起点。

    未来中国：迎接内部治理挑战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国家实力。

　　未来十年，中国的总体实力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在经济层面，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在相当时期内仍然充足，中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必须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而大力促使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努力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内涵和质量将得到大幅提高；随着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中国的科技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预期将会有实质性的改善；台湾问题的存在，以及中国海外利益的不断拓展要求中国的安全战略必须要确保国家边界内外的利益诉求，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步伐不会减缓或停滞；由于中国在经济发展和危机应对中的突出表现，“中国模式”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的软实力将进一步增强。因此，可以说中国在未来十年还将经历一个实力增长的黄金期。

　　当然，未来十年也是中国内部各种深层矛盾最为突出、发展环境日益复杂的时期。首先，收入分配不均导致贫富差距在扩大，还有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如何防止这些问题进一步恶化，进而导致各种社会矛盾的“共振”和集中爆发，考验着决策者的政治智慧。其次，随着中国从魅力型领导到常规政治的过渡，领导者的个人威望和意识形态整合能力都不同以往，能否以新的共识加强党内团结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再次，三十年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导致了社会力量的显著成长，这在激发社会活力和彰显个性独立的同时，也带来了国家决策环境的复杂化。政府越来越需要在慎重理性决策与回应民族主义情绪之间保持平衡，以避免出现重大的战略性失误。如果再考虑到2020年前后，中国经济将因人口红利渐趋消失而有所减缓的前景，中国内部治理的挑战将更加凸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制度调整和社会改革来调解矛盾或降低相关问题带来的冲击效应。惟其如此，中国实力增长的前景才能保持乐观。

   “韬晦”与“作为”的新平衡

　　实力和问题的并存意味着中国是一个双重特性国家，既经历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物质财富的迅速积累，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部挑战和国际风险；既需要回应民众对公平正义的权利诉求，建立更加和谐的国内社会，又需要消除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战略疑虑，维持和平稳定的国际发展环境。

　　这就决定了中国外交的两个层面：在战略层面，外交仍将保持具有防御姿态的韬光养晦战略，为国内问题的优先解决创造条件；在战术层面则需保持积极的有所作为，以维护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和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

　　从对外战略的层面来看，特别需要注意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心态变化和政策调整。例如，美国为首的西方对其中心地位和优越感的丧失倍加担忧，对中国的戒备显著加强，在坚持接触交往战略的同时强化了防范制衡的一面，在制衡战略中又特别强调软硬手段并用；新兴国家对中国的竞争意识也在不断上升；周边国家对华心态同样面临着新的调整过程，反映在政策选择上多是拉住美国以平衡中国不断增强的实力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心态也很复杂，积极欢迎中国的投资、技术和商品，但又担忧中国的强大竞争优势。

　　由此可见，中国崛起的“地壳运动”效应正在开始显现，中国所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越来越复杂，很难再坚持独善其身或“搭便车”式的政策选择，而需要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自我发展与他者共赢之间显示更多的平衡和灵活性。这不仅是维护中国核心利益的工具性考量，更涉及到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解决问题之道的价值性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金灿荣 刘世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