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逐渐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仅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就走过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走过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但是人们逐渐开始认识到，在这一社会变动的过程中，往往承载着沉重的历史和现实。在城市发展伴随着以损毁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为代价的现象愈发肆虐后，人们开始思考如何调和两者关系的问题，并且做出探索性尝试。

城市中的考古遗址公园

    2009年，我们看到了政府与行政主管部门不断加强对历史文化资源管理力度，公民参与热情不断提升，但矛盾似乎依然难以调和。记录这期间取得的成绩和遭遇的曲折，不只是对我们走过足迹的清点，更重要的是为了明确未来的方向。

    保护理念嬗变

    大型古代城市遗址应该如何保护，是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与遗址所在地区不断探索和实践中的问题，今年在洛阳召开的大遗址保护高峰论坛，更是集结了多个城市的高层领导，共同商议那些城市中的大遗址所应该采取的保护模式。最终，与会人员围绕考古遗址公园的设想，结合目前取得的实践经验，总结并认同了考古遗址公园保护模式的尝试，为未来的大遗址保护工作提供了更加清晰的思路。

    “十一五”期间，国家提出加强世界文化遗产、大遗址、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和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编制完成了100处重要大遗址总体保护规划纲要，设立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加大了对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力度。近年来，一些城市和地区积极探索大遗址保护的有效途径，通过高句丽遗址公园、殷墟遗址公园、金沙遗址博物馆、鸿山遗址公园、大明宫遗址公园等保护项目的实施，取得了积极成效。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大遗址保护理念也不断创新，形成了《西安共识》、《良渚共识》、《洛阳宣言》，提出了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等新理念。同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将作为“十二五”期间我国大遗址保护的重要内容得到大力推动和支持，可以说大遗址保护进入新阶段。

名人资源争夺

    在过去，大遗址不但得不到应有保护，甚至可以用“处境狼狈”来形容。由于历史原因，现代城市中的大遗址所在地区逐渐沦落成为城市中脏乱差的区域。随着大遗址本身所承载的厚重而独特的历史文化信息资源的价值被逐渐认同，如今地方政府加大了对大遗址整体保护的投入力度，将大遗址保护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使保护与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统筹协调，于是大遗址逐渐摆脱“蓬头垢面”的形象而成为城市中最有文化品位的地方，不但对传承城市文脉、助推地方经济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也使保护成果惠及到当地民众。

    基于对大遗址实施遗址环境的整体保护思路而探索出的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模式，可以算是贯彻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很好例证。考古遗址公园反映的是今天我国大遗址保护中所强调的不仅仅是对文化遗产本体的保护，还要通过规划等各种有效手段来保护和管理周边环境，追求大型古代城市遗址自身的文化内涵与周围景观的和谐一致。据了解，考古遗址公园是融合了教育、科研、休闲等多项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相较于单纯的遗址保护而言，它更注重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为全民所共享以及其服务公众、反馈社会的功能。

    “遗产经济学”应时而兴

    近年来，围绕文化遗产的各种争夺不断，并且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最常见的莫过于对名人资源的争夺。2009年，四川江油与湖北安陆的“李白故里”之争，再次把这个话题推入公众视线。这两个城市的争论不仅仅停留在以往的“口水战”程度，而是最终上升到法律层面，这在国内尚属首例。

    近些年由历史名人与各地渊源而起的“纷争”不少，湖北襄樊与河南南阳曾争夺过三国时诸葛亮躬耕之地，河南鹿邑和安徽涡阳争过老子故里……甚至关于传说与小说中虚构人物的“七仙女下凡地”“愚公移山地”也争得不亦乐乎。这种纷繁的争执背后推力来自于各地政府对旅游产业、文化产业能产生巨大效益的期待，折射出地方政府对 “文化软实力”的愈加重视。

    有学者认为，如今这些纷扰的名人故里之争反映了各地文化上的投机心理，是希望借助历史人物的名人效应来体现城市的文化底蕴，同时希望以此类文化工程为捷径迅速推动城市发展。

千年蜀道遗存

    近年来，随着国际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吸引大量消费者的文化产品在经济学上的价值日益凸显。世界各地政府在制定相关文化政策时，不可回避地要考虑投资维护文化遗产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经济学家们运用经济学的原理、方法和模型来评估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研究探讨维护文化遗产的成本和潜在的经济效益，帮助政府制定合理的文化经济政策，于是“遗产经济学”应运而生。

    除了名人资源的争夺，遗产经济学的表现还包括各种各样的艺术节、博览会，巨资打造的城市标志性文化建筑，大手笔的主题公园等等，花样繁多的表现类型背后，折射出的是城市的文化焦虑。这种现象是在城市经济发展后，对文化知名度滞后的担忧。其实，与经济的增长相比，文化更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积累的过程，如果政府一味选择最容易见成效的文化工程来做，文化的土壤将很难丰厚。

    新型文化遗产令人关注

    过去，人们所熟知的“世界文化遗产”有多种类型，但归根到底都是点状的。例如我国的颐和园、故宫等。后来随着文化线路这一新兴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提出，人们逐渐认识到我国拥有包括大运河、丝绸之路等在内的丰富的线性文化遗产，对它们的保护开始提上日程。如今，大运河“申遗”工作已经启动并且计划在2014年争取实现成功“申遗”的目标，有人称，大运河“申遗”的关键期已经到来。前不久，古蜀道也提出了“申遗”意向。有鉴于这些“申遗”热，或许我们可以说，对于文化线路这种新型文化遗产的关注与保护工作已经进入一个历史机遇期。

    作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建筑工程，大运河、蜀道都拥有上千年的历史，既是大型交通遗存，又是区域文化的纽带和自然人文共生的标本。线路的绵长与年代的悠远既可被看作两者“申遗”的优势，同时也衍生出许多不可回避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正在筹备“申遗”的大运河包括京杭大运河与隋唐大运河两个部分，跨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安徽8个省、直辖市，沿线流经30多个城市，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如今，各地段在保存现状上的千差万别，直接影响到专家了解完整的大运河情况，目前据参与大运河“申遗”工作的专家指出，家底不清是自从大运河“申遗”以来一直存在并难以解决的问题。此外，包括水污染等在内的人类活动带给大运河的影响也是需要花费时间解决的问题。

    古蜀道跨越川、陕、甘三省11市。在古蜀道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是栈道，栈道也叫阁道，始于春秋，盛于汉唐，即在悬崖陡壁上凿孔，孔中插入木梁，木梁上铺设木板组成的道路。如今，留在悬崖上的已经大多只剩方形石孔。据悉，千百年来，对栈道损害最大的，不是自然界的风雨而是人类自己。不少专家认为，对古栈道的保护工作已经迫在眉睫，如果再不加以保护，若干年后，留在悬崖上的石孔也将不复存在，一项象征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与万里长城等量的古代奇观将消失。

    看来这些文化线路要成功实现“申遗”，未来的工作任重道远。（记者 乔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