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实录

　　广州垃圾围城形势之严峻，从市长陈建华一连串密集“动作”可管窥一斑：

　　今年1月20日，当选广州市市长仅十天的陈建华在广东省社科院一份报告上作出批示：垃圾分类是治本之策，势在必行。

　　3月23日，陈建华与20多家媒体负责人座谈，希望就垃圾处理等民生问题进行讨论；紧接着，他分别于3月28日、29日，视察广州的垃圾填埋场、焚烧厂和生态循环园，又奔赴上海“取经”，并表示广州解决垃圾围城时间仅剩3年。

　　4月6日，由陈建华主持召开的广州市政府14届11次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城市废弃物处置利用等一系列新规。

　　专家认为，在这场与“垃圾围城”为时三年的赛跑中，必须借助垃圾分类，而如何做好垃圾分类，在规定的时限里成功突围，跑赢“垃圾围城”，是人们面临的主要问题。

　　现 状

　　“三化”目标远未达到

　　去年4月1日，《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开始施行。从那一天起，广州市选择16个街道试点推行垃圾分类，去年年底试点街道扩大至50个。

　　在推行垃圾分类试点整整一周年之际，广州市城管委公布了成绩单——— 　　

　　2011年，广州生活垃圾日均产量约1.8万吨，全年生活垃圾产生量同比下降2.8%，平均每天减少了397吨垃圾；2011年广州市处理垃圾429万吨，有393万吨被卫生填埋，占处理总量的91.7%；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量有33.6万吨，占处理总量的7.8%；餐厨垃圾生化处理的数量为2.3万吨，占0.5%；有害垃圾收集15万吨。

　　但是，在原广东省建委主任陈之泉等人看来，这样的成绩不值得骄傲。

　　众所周知，实现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口号喊了几十年，一直没见成效。对照“三化”目标，陈之泉表示，按照这张成绩单，全市一天产生生活垃圾约1.8万吨，通过垃圾分类一天才减少397吨，“两个数字放在一起比，垃圾减量化率2.8%的成绩就显得微不足道。”

　　再看垃圾的“资源化”。他认为，现有九成以上的垃圾被填埋，不到一成的垃圾用于焚烧发电，说明广州九成以上的垃圾被“活活填了”，资源化利用完全没做到。“不光造成极大的浪费，也占用了大块土地，还会危及地下水的安全。”

　　对于垃圾“无害化”的成绩，垃圾分类业界人士杨静山认为：“辛辛苦苦一年，全市有害垃圾才收集到15万吨，少得可怜。”

　　观点

　　垃圾分类是最根本的解决方法

　　据悉，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柯可在呈送市长陈建华的报告中表示：《规定》实施以来，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举步维艰，“有六成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成效不大。”

　　对此，陈之泉深表赞同。他对记者说：“广州垃圾分类的箱子摆了十多年，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分类流于形式，成效不明显。”

　　但尽管如此，陈之泉仍表示，垃圾分类是解决垃圾围城的最根本的办法，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现有的垃圾处理的两个办法———填埋与焚烧都容易遭到市民的反对。其实，垃圾填埋是最落后的方式，不光造成极大的资源与土地浪费，还会带来新的环境污染隐患。如今虽然搞了卫生填埋，下面做好隔离层，但难保不几十年后不发生渗漏。一旦发生渗漏，就会危及地下水的安全。垃圾焚烧比填埋先进一步，把垃圾变成了能源，可以解决一部分电力，但焚烧产生的二恶英污染，又是一个难以化解的问题。”

　　他提出，要化解广州垃圾围城的危机必须做到两点：一是做好民意沟通，科学选点垃圾焚烧厂，用来解决大量的存量垃圾；二是在焚烧前，必须先将垃圾分好类，实现“三化”目标，将尽可能少的无法资源化的无害垃圾焚烧掉。

　　现 状

　　垃圾处理费远远不足

　　既然垃圾分类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为何广州试行垃圾分类一年收效甚微、市民也不买账？

　　企业人士杨静山分析：现有的垃圾管理体制导致官与民是两张皮，街道干部受政绩驱动，硬着头皮宣传垃圾分类；而垃圾分类的源头与主体———广大老百姓却没有动力。

　　尽管《规定》写得明白：个人不按规定分类投放城市生活垃圾，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每次50元罚款。但试行一年来，还没听说哪位居民因此吃了50元罚单。当然，也没有个人因为垃圾分类成绩突出获得奖励。奖罚制度的失灵，无法培育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自觉性。

　　此外，投入不足也是很大的问题。据了解，近几年广州的垃圾处理费收缴率一直不足50%。财政经费不足，迫使城管委开出了“我请客，你埋单”的空头支票，期望街道和小区物管公司出钱搞垃圾分类的基础设施建设。以东山街为例，目前市区两级财政投入该街道25万元，东山街出20万元，用于配置小区楼层的垃圾桶与垃圾袋。但这些经费只能满足三个小区的需要，距离整个东山街2300户居民需要配置18000个垃圾桶的390万元的投入，缺口甚大。

　　连配垃圾桶的钱都没有，垃圾分类从何谈起？

　　观点

　　由企业运作垃圾分类

　　怎样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形成“全民动手”参与垃圾分类的局面？专家、居民、业界的看法颇为一致：改革现有的垃圾管理体制（而不是仅仅改革垃圾处理费管理模式），实行政企分开，给特许经营企业“松绑”，恪守“政府引导而非主导、企业运作、街道组织、人人参与”的城市废弃物处理工作机制。

　　省社科院研究员柯可也表示，必须打破政府垄断垃圾处理的模式。

　　番禺居民“樱桃白”期盼政府能理顺部门、物业、企业、环卫工人和市民在垃圾分类上的分工，理顺垃圾分类的整个流程，真正让1500万广州人参与到垃圾分类中。

　　如何理顺各个层面的分工？陈之泉则疾呼：改革现有的垃圾管理体制，实现政企分开。城管委的职能是搞规划与监督，与垃圾处理企业集团签订发包合同；企业负责垃圾处理，包括全过程运作，从分类、收集、消纳，转化为再生资源等。政府可放开政策，多培育几个较大的垃圾处理企业集团，引入竞争机制，“一个垃圾处理公司管理不好，合同到期了，就不再让他承包这项业务。如果发生特殊情况，还可随时解聘他，总有企业能管好。”同时，政府要将垃圾转化为资源的经济收益全部归企业所有，不与企业争利。同时，政府以优惠的方式给垃圾收集企业提供土地。现有环卫工人及其管理人员，在政府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可自愿组织成分类管理垃圾的企业，经培训后参加招标获得垃圾分类管理经营权，他们的工资，由企业发放。

　　陈之泉强调，垃圾从家庭或单位源头实施分类后，由企业上门收集或定时定点收集；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无偿回收；可回收垃圾实行有偿收购（即由公司向家庭购买）。

　　他总结，以市场化运作的方式解决垃圾围城的问题，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记者 林圳）

   （编辑：赵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