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沈联涛撰文指出,印度、中国和马来西亚面对的共同挑战,在于农村移居城市的人口与身处挤拥环境的城镇居民不同,他们不具备创新及创业的知识及技术,而这种城乡之间的分野往往导致贫富悬殊。你不能指望稻农在一夜之间创立一家互联网公司。因此,将农耕文化转型为创新及创业文化,需要一个时代的时间,不能操之过急。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中国最近召开五中全会,讨论第13个五年计划(2016至2020年),寻求在这关键五年内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于2020至2024年间确立先进国家地位(即人均收入超过1.3万美元)。 无独有偶,印度也有自身的第12个五年计划(2012至2016年),但总理莫迪废除了旧有的计划委员会,取而代之的是服务印度政府的智囊机构──改革印度全国学会(National Institute for Transforming India)。该学会与计划委员会不同之处,在于其包括来自地方政府的成员,可以有效转达各州份有关发展事务的意见。 在中国,各省市根据全国规划指标自行制定五年计划,由国务院辖下的权力机构发改委协调。 马来西亚也将推出第11个五年计划(2016至2020年),目标是在2020年左右确立先进国家的地位。 今时今日,由于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达到约三分之一,因此内地的第13个五年计划对全球经济将构成重大影响。所以若中国增长放缓,将影响商品价格及全球贸易,新兴市场的商品生产商将尤其受到冲击。 有人认为,中国规划部门将把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目前第12个五年计划录得的平均8%,调低至约6至7%。若果真如此,这段时期内印度经济的增幅有可能大于中国,尽管印度目前的经济规模仍然较小。 上述三个国家都面对三个政策挑战。 首先,急速城镇化可以带来机遇,也可构成挑战。亚洲城镇化的覆盖范围已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市中心区有可能发展成创新产业云集的智能城市,也有可能形成贫民窟,污染环境、堵塞交通、浪费能源及资源。 其次,服务业急剧扩张,为经济贡献了一半的附加值,也成为创造就业最多的行业。如何提高服务业所创就业的素质,是重大的挑战。 第三,这三个国家都极为重视创新产业,希望将之发展成增长引擎。麦肯锡早前就中国的创新情况发表报告,内容令人大开眼界。报告认为,创新有四个领域,中国在其中两方面都拥有优势:即以客为本和效率驱动。另一方面,与日本及德国等先进国家相比,中国有需要大大提高以科学为本及工程为本的创新。麦肯锡估计,若创新产业得到恰当扶持,到2025年或可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贡献最多达2至3%的增长,相当于GDP总增长的35至50%。 改革印度全国学会则采用另一种方式,并非探讨农业、工业和服务和传统行业的发展,而是认同可以推动印度增长的共通要素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该学会计划在未来十年最多创造1.15亿个非农业职位,同时也承认规划部门无法为国家挑选赢家,因此寻求进一步宣扬企业家精神和鼓励创新。学会的专家小组制定出一个名为“阿塔尔创新任务金字塔”(Atal Innovation Mission pyramid),识别出短、中、长期的框架,以刺激创新和创业。 金字塔顶端是快速见效的方法,例如举办比赛,向优秀的创新意念和初创企业颁奖;鼓励企业借助大学进行研发工作;提升企业孵化器的作用;以及在全国推广创业及创新。在金字塔中间,即未来5至7年内,报告建议利用数字平台鼓励创新,并改革教育制度,以鼓励创意,此外还应提升工人技术,令营商更加便利,并加强保障知识产权。 长远而言,需要改变整个世代的国民心态,消除文化中对创业的偏见,并将创业纳入政府经济及社会计划,并在政府与企业家之间打造协调和合作的文化,包括将创业与社会兼容议题挂钩。 印度的试验令人耳目一新,因为其致力吸纳市场专才,以推动创新和创业,并承认公务员和学者在营商方面并无亲身经验,因此难以真正改善营商环境。 印度、中国和马来西亚面对的共同挑战,在于农村移居城市的人口与身处挤拥环境的城镇居民不同,他们不具备创新及创业的知识及技术,而这种城乡之间的分野往往导致贫富悬殊。你不能指望稻农在一夜之间创立一家互联网公司。因此,将农耕文化转型为创新及创业文化,需要一个时代的时间,不能操之过急。 就连城市也无法轻易做到创新和变革。 虽然香港没有制定五年计划的传统,但身为中国一部份,香港也必须在中国的计划框架之下发挥所长。港府知道香港未来的竞争力取决于能否推动科技进一步发展,但迄今计划中的创新及科技局仍然未成立。计划必须实践,才能发挥作用。 20世纪的发展思维仅限于硬件投资。但到了21世纪,进步主要见于软件领域,因为软件关乎人的素质和能力。旧式的发展是投资于物品,但新经济需要投资于人才。如果一个家庭要取得成功,投资对象会是他们的房子,还是他们的孩子?
如果一个国家要成功,就需要在下一代身上投资。(文章来源:南早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