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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记者 王玲 实习记者 吴嘉思 2014年6月，主题为“可持续发展的宜居城市：共同的挑战,共享的方案”的世界城市峰会在“花园城市”新加坡召开，期间，李光耀世界城市奖颁给了中国苏州。 此前，中国城镇化的最新规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已出台，给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城镇发展划出了蓝图。规划提出，要加快绿色城市建设、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注重人文城市建设。 智慧城市方面，近200个试点已经诞生，更多城市跃跃欲试；生态城市上，中国也正和新加坡开展着国家层面的合作——中新天津生态城；业内人士认为，苏州在绿色城市和人文城市方面做的很突出，因此获奖。 为何苏州，而不是其他中国城市，获国际奖项的青睐？如何看待中国的城镇化以及期间提出的众多城市概念？新加坡又是如何成为可持续、宜居城市的典范的？带着这些问题，财新记者专访了世界城市峰会常务理事黄来福（Larry Ng）。他是一名建筑师，身兼多职，也是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建筑和城市设计部主任。 苏州堪为全球城市典范 财新记者：今年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的得主是中国苏州，它最打动的你有哪些地方? 黄来福：苏州很多方面都具有创新力，它是当代都市的典范，既富有活力，又很好地保存了传统——历史古城平江的风貌。世界上很多高度发展的城市抛弃了它们的历史和文化特色，但是苏州用各种途径把它们保留了下来。苏州在整顿环境方面也做得很好。 还让我惊奇的是，拆迁农户的时候，苏州实行了“一换三”政策，一家拆迁户被能分到三套房子，一套给房主，一套给父母，一套来出租，由此保证他们的收入。 此外，苏州还是一个热门的移民城市，他们平等地对待原城市居民和移民，包括住房和教育，这非常好。很多城市的冲突发生在城市移民相关事宜上，因为这些移民并未融入城市之中。 财新记者：今年共有多少中国城市申请了这一奖项？ 黄来福：作为颁奖方，我们不会向外透露申请城市的具体信息，因为这样会让落选者感到尴尬。这样做的目的是，当落选城市准备好时，它们可以再次申请。我们强调获奖城市和特别提名城市，是希望他们的成功经验可以被复制，无论是在发展中城市还是发达城市。 财新记者：作为建筑师，你对去过的中国城市印象如何？ 黄来福：我以苏州为例。当苏州被提名为获奖城市的时候，它有很多创举供其他中国城市学习。快速崛起的城市有很多城镇化问题，如污染、高房价、交通拥堵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制度来解决，这就是我为何说苏州做的很好。比如，他们将新的CBD选在金鸡湖建，这样老区的文化遗产和历史古迹就得以保存。 其实每一个城市都可以成为典范，但是苏州在文化和艺术更胜一筹。 财新记者：你从众多城市，可能也包括其他中国城市中选了苏州，视其为中国城镇化的典范之一。你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城镇化进程？ 黄来福：我们挑选苏州，并不是让苏州仅仅成为中国其他城市中的模范，而是成为包括全球发展中和发达城市共同的典范。 城镇化早期，每个城市都要考虑自己所处的背景环境，有什么资源，有什么问题，毕竟每座城市都不一样，不能随便复制他人,需要动员整个社会来解决这些问题。无论是中国城市，还是西方城市，还是亚太地区的城市，这些典范城市，如苏州、纽约、毕尔巴鄂以及特别提名奖城市的首创，都有值得其他城市学习的地方 城市为人设计 财新记者：新加坡被誉为“花园城市”或是“花园城市”，你认为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个城市的成功？ 黄来福：首先，我把新加坡的成功归功于第一任总理李光耀，当李光耀1965年任职时，就致力于把新加坡打造成一个拥有洁净空气、纯净水源、良好住房的绿色花园城市。在后来的四五十年中，我们一直延续他的思路。 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挑战是什么，这因城市而异，需要远见，以树立长期目标，不能只关注短期收益。 例如，你看现在新加坡的滨海湾（Marina Bay），如果不是我们所谓的“概念规划”（Concept Plan），关注四五十年的发展，这个计划又在上世纪70年代被重申，我们不会如此幸运地拥有它，这个地方可以和世界其他地段媲美，它扩大了新加坡的中心商业区。到2020年甚至2027年，滨海湾依然是城市的领头羊，引领新加坡发展。所以远见和长期发展计划是非常重要的。 财新记者：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征地矛盾不断，新加坡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的？ 黄来福：历史上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非常重要，只要不是为了公众利益，我们就不拆迁。现在，我们规划的很多地方尽量不涉及征地。 第一届李光耀世界城市奖得主毕尔巴鄂，一度被洪涝毁坏，政府并不拥有所有土地，他们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包含联邦、省、城市各级以及土地的利益相关者。 我认为政策需要解释清楚，这很重要。百姓要参与，了解行动的目的。苏州实施了“一换三”政策，拆迁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这是一项纪录，如果采用“一换一”政策，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 财新记者：新加坡征地过程中有哪些典型的冲突事件？ 黄来福：我不记得具体的事件，但可以肯定，会有一些问题，没有皆大欢喜的事情，无论征地还是其他，总有一部分人不满意。 我觉得，有时候受欢迎的政策并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利，所以好的政府需要判断、决定这些政策。要考虑国家，城市和居民的整体利益。 如果你看世界上的城市，你总会问他们背后是谁？比如，毕尔巴鄂今年3月去世的那位市长，他担了40年的市长，他见证了所有的创举，并确保所有的目标都得以实现，他很成功。 市长之间的传承和学习也非常有用，因为市长在城市的发展中起到了领导作用。所以说，好的城市治理是所有城市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财新记者：相对充分知情权和赔偿，新加坡百姓真正参与决策的部分是否少些？ 黄来福：我们制定关键计划时，社区都参与进来，他们给想法，我们得到反馈(通过在线注册咨询、针对目标群体的公开咨询、小组讨论和展览等)，再计划。事实上，我们确实根据他们的建议改进计划。 对我来说，可持续发展要考虑三方面：经济、环境和社会。其中，经济和环境容易掌控，需要投入创新力；社会的可持续性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所以，每一个成功的城市，都会把社会因素考虑进去。 我们也这么做了，因为城市是为人而设计，当你真正以人为本的时候，就实现了让人们快乐生活在城市的目的。 财新记者：你提到了城市概念，最近 “智慧城市”的概念在中国很流行。新加坡人曾热烈讨论“智慧城市”么？ 黄来福：新加坡的智慧城市就像可持续性城市一样。1965年，我们讨论什么是可持续时，并没有指出“这个行为是具有可持续性的”，但是我们实施的所有举措都是可持续性的。为什么？因为新加坡缺乏资源，必须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 同样，很多年来，我们都在研究技术怎样推进可持续发展。比如，现在车站坐车，你可以看到站牌上面表明哪路车何时会到，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个。但是，近年来，智慧城市的概念才被正式提出。 事实上，运用社交网络，你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有了一个问题，然后你转发，阻止了这个问题的发生。智慧国家是通往可持续发展的一条路。另一个方面，现在很多人都注意到适应力。可持续力和适应力是城市重要的变化趋势。 (责任编辑：白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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