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英男 摄
 

    ■人物简介

    汉斯·史迪曼（Hans· Stimmann）

    1941年出生于德国北部港口城市卢贝克、德国的文豪托马斯·曼的故乡。1991年至2006年间担任柏林建筑与城市发展部主管。现任莫斯科建筑与城市设计委员会成员及多特蒙德大学教授。

    2005年9月，史迪曼教授获得了城镇化成就奖，次年获得德国城市发展奖以及柏林工业大学荣誉金奖，2009年他又获得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优异勋章奖。他在任期间所确定的有关柏林建设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柏林的城市面貌。

    在中国人看来，出生于1941年的汉斯·史迪曼已经是年过古稀，但须发全白、清瘦矍铄的他闲不下来。

    应《城市·环境·设计》（UED）杂志社邀请，他来长春参加由长春市城市规划协会主办的长春规划·大师讲坛。行程6天，从汽车厂、新民大街、文化广场，到长春市政府的规划展厅和雕塑公园，再到中海·水岸春城社区、长影、伪满皇宫，其间为两所大学作报告，三次行业内主题交流会，他行迹所至，约略看到了长春的现在与未来。

    他自认只是走马观花，但作为柏林市四任长达16年的规划局长，主持东西德统一后的柏林还都、大拆大建的历史，其经历见识，对大规模造城的中国别有洞见。

    柏林、长春，两个相似的工业城市，在他的眼里，有着很大的区别。他想告诉长春市的规划师和建筑师，从长远发展来讲，市民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需要，可能比对奥迪汽车的需要还重要。

    现在还是未来？

    如果说现在的长春是90年前的柏林，那么90年后的长春会是现在的柏林吗？

    在汉斯看来，中国的城市建设与90年前的柏林差不多。“1920年的时候，柏林进入了黄金时代，人口达到了360万，跟现在中国的情况差不多，建筑师和规划师都要面对这个城市从人口到产业结构的急剧增长和变化。”汉斯说。

    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柏林变成了一个现代民主建筑运动和现代民主建设的实验场。而今天，柏林面对的问题是后工业时代的负增长。

    柏林为自己找到的定位不再是老的重工业，而是现在的旅游产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和科学教育产业。

   “柏林非常受年轻人的欢迎，刚开始创业的年轻人来到这里，找到一些厂房遗址，将工作室迁入。柏林提供了大量的画廊、工作室和夜店等各种适合年轻人的场所。到今天，柏林大概有2.3万个小型创意公司，产值已经占了柏林GDP的21%。”汉斯说。

    现在的柏林，与长春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汉斯介绍，柏林的城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概31%的市民都是单身，居住在单身公寓里，与此同时，49%的家庭汽车拥有量下降，而自行车的保有量一直上升，全市有将近800公里长的自行车道。

    据了解，在柏林，德国经济奇迹期间成长和工作的那代人年纪大了，他们会为了医疗和文化，卖掉郊区的大房子，搬回城区。这种现象在纽约也同样出现。

    这些现象，和长春恰恰相反。长春目前处于城区、汽车的快速增长期。柏林的现在，某些现象也许是长春的未来。

    开发商还是市民？

    在恢复老城肌理的过程中，柏林征求的是市民意见，这是对这个城市发展的最终定位

   “我们每次来到中国，看到小区、楼房长得都一样，感觉这些房子都是公房。”与汉斯的想象相反，中国现在的城市民宅都是开发商做的。

   “把一个大的地块给开发商，政府的工作要少得多。但是，柏林愿意做这件事，是为了城市的多样性。开发商肯定以利益为主，所以市民的受益小，市民自己买来地，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来修建。”

    中国的大地块开发，政府如何能够控制核心利益，在多大程度上不受开发商控制，一直是中国城市规划的主要议题。

    在长春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的论坛上，长春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刘延松提到：在恢复老城肌理的过程中，柏林征求的是市民意见，这是对这个城市发展的最终定位。柏林市民需要一个历史的认同感，他们认为柏林是自己的家，家是什么样，他们需要有自己的想法，寻找自己的认知。“谈宜居城市，细节体现在哪儿，实际体现的是对人的关怀，但我们恰恰没有充分体现，用车代替了人，对车的尊重远远大于对人的尊重，这个城市的功能和尺度肯定不是适合的关系。”刘延松说。

   “城市不只是计算机程序，美的、舒适的城市，自然会吸引人们居住、旅游、投资，所以城市建设不能仅仅从功能主义考虑。”汉斯说。

    融合还是独立？

    住宅、办公建筑有机融合，实际上对城市的空间和品质的提升非常大

    柏林的城市建设强调混合型的城市街区。“当时我们规定商贸区要有20%住宅的比例，对当时的开发商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必须用市政规划条例来强制。整个波茨坦广场的建设一直到今年才逐步完成，20多年、22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在其中有很多住宅、酒店和公寓。在柏林批判性的规划中，结构和整个格局非常重要，在这个格局制定后，以一个缓慢而有机的形式发展，才是健康的。”汉斯说。

    汉斯在两所高校的演讲中都提到一个例子，前民主德国外交部大楼跟周边居民住宅之间有一块狭长空地。柏林将它规划成每块6米宽的私有地产。“我们不希望大的开发商介入，而是希望小的产业主或个人来拥有这些地皮。我们也没有对建筑的立面进行更多要求，只是允许所有的人可以建造四到五层。这个小区自行建造后，形成了多样化的图景，成为柏林社会化生活一张很好的名片。”汉斯说，“它更多显示的是建筑民主的多样性。”

    他强调，这样的城市图景不是基于建筑师和开发商的一厢情愿，而是要显示城市的历史和人民的心意。

   “在功能的布局上面，我们的举措就是不要把功能分区，不是这边是办公区域，那边是居住区域，而是在每一个小的街区都做到功能上的融合。”汉斯介绍，住宅、办公建筑有机融合，实际上对城市的空间和品质的提升非常大。“对中国的决策者来说，很难在一开始的时候这样做，如果把手笔放小一点，而且通过更多样的有机化处理问题，会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汉斯说。

    南北向还是东西向？

    欧洲推崇东西向的建筑，因为早上起来的时候，有东向的阳光；晚上回来时，有西向的阳光

    在长春市规划展览厅，汉斯说，“把长春的历史规划图纸放在展示板上，大家会说：‘这是巴塞罗那吗？这是纽约吗？’种种网格的叠加，特别是最后的日本那一版规划图，让人强烈想起欧美的城市规划系统。”汉斯说，“但所有中国北方南北朝向的长条状的阵列式的楼，与这个网格提供的体系实际是矛盾的。”

    汉斯不了解的是，在中国北方，普遍认为南北向是正房，但欧洲并非如此。

    汉斯的翻译、来自柏林的中国女建筑设计师蔡为的体会是，欧洲推崇东西向的建筑，因为男人去上班，早上起来的时候，有东向的阳光；晚上回来时，有西向的阳光。但这个想法也落后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天天在家工作。

   “一般建筑师到中国来，都要问为什么是南北向，东西向不是更好吗？但是他们的观点也旧了，他到这儿，觉得南北向也形成了很有意思的城市肌理，只不过和这个城市网格不太契合。但同时，中国式阵列式住宅反过来影响规划，也会形成中国的特色。”蔡为说。

   “当代社会发生了急剧转变，高度的数字化时代，人们可以自由旅行，很多人也选择各式各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以，这个社会可能需要一个新的答案。比如今天我讲到，对柏林很重要的一群创意产业的人口，重要的不是有没有光照，而是住在什么地段，这反过来又影响了开发商。”汉斯说。“

    柏林年轻人很少开车

   “我看到长春市规划总图的时候，非常欣赏，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规划图景。长春现在想要的，可能就是几十年前柏林想要的汽车城市。但在几十年之后，柏林人会通过其他手段缓解交通问题，能够把高架桥拆掉，将街道空间还给市民。”汉斯说。

    行车经过亚泰大街，尚未全部建成的高架路引起了汉斯的注意。“高架路带来的当然是交通的便捷，但也对城市空间品质带来了负面的作用。大家在长春也体验到了，特别是两边的住宅，或者是过街市民的感受，这到底是面向未来的，还是已经过时的，这是一个相对的问题。”汉斯说。

   “我们这一代人，年轻的男人成家立业，没有汽车简直就不好意思。但是年轻这一代，没有几个人有汽车，一是可能有的汽车不好意思开出来，二来在城市里面，有车反倒不方便，而且汽油、停车等费用也是问题。现在的柏林，有那么便捷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城市空间也非常适宜于自行车。所以，柏林年轻人很少有人开车了。”汉斯说。

    据他介绍，在柏林，汽车的拥有量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不断上升，80年代达到顶峰，然后开始往下走。“德国的汽车工业很重要，但并不推崇个人对于汽车的拥有，而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汉斯说，“以汽车工业为主的城市，不一定要变成汽车交通主导的城市，可以有另外的思路。”

    ■对话在德国 小区封闭会被批评

    记者：听说对于柏林的建筑也有不少批评，比如说复古主义。您如何评价这种声音？

    汉斯（笑）：首先，批评并不是针对我个人，而是对这种理念。其次，这是整个社会的讨论，涉及到生活、政治乃至于哲学。我珍视传统，你也可以说是保守、复古的，但是我看重城市的历史记忆。所幸当时我的想法得到大多数市民和议会的支持，在1999年成为柏林的法规。

    记者：几年前在沈阳看到新城建设时，您提出一个问题，老城区的细密路网非常繁荣，新城区为什么学习美国的模式？为什么您不欣赏美国“以车为本”的建设方向？您觉得长春也会逐渐走向欧洲的路径吗？

    汉斯：我表达的只是个人观点，不能代表中国未来的城市发展道路。我想说，新城建设仅仅在功能上符合要求是不够的，要在审美上有更高的追求。同时，必须考虑社区内部外部人际交往的需求。

    记者：关于生态宜居城市，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比如环保建筑方面。

    汉斯：我不太认同生态宜居这种提法，在概念上，城市是自然的对立面。当然可以追求环保，降低能耗，提供更好的空气、绿地和出行空间。这方面我的建议是，建筑不能短视，在能耗上、质量上，我们的目标是房子要用上200年、300年，这样才能对城市更负责任。在柏林，我们的法规硬性规定，建房必须补偿同等面积的绿地和公园还给城市。

    记者：对于长春印象最深的建筑和街区是哪里？

    汉斯：是文化广场，这是长春城区内最有可识别性的区域，广场和周边的古典建筑达到了内在平衡。

    每个人都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一员，但不能只是理性地对待这个城市，感性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情感的联系，我们才找到这个城市的身份。如何让长春区别于东北其他三个大城市，具有自己的特色，这更多要从城市的情感上面做规划、建设工作。

    此外，不要太相信国际专家。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背景，而长春市具有自己的城市历史、文脉和背景，所以要相信自己的了解和挖掘能力。

    记者：中国的封闭式大院、小区，您如何看待？

    汉斯：我只是在美国见过这种封闭的小区，也只是一两个，而且是非常高端的住宅区。在欧洲，我从没见过这样封闭的小区。有趣的是，前几天我们交流时了解到，美国人以为中国的封闭小区是从欧洲学来的，欧洲人则以为是从美国学来的。

    在德国，小区或者住宅封闭，只有极其富有的人才会这样做。并且，这样做会面对社会的负面评价。

    记者：据说您选择租房，而非买房，为什么？平时您开车吗？

    汉斯：我确实是一直租房。租房是一种生活方式，在柏林，我这样的普通中产阶级，对于买房来说，资产也是有限的，可以把钱花在旅游、书籍等方面。

    我目前有一部车，但只是周末和夫人出游时使用，周一到周五，都是骑自行车或者使用公共交通。

    本报记者 一陶（本次采访感谢蔡为女士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