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议题
　　在今年年初召开的广州市第十次党代会上，针对城市规划，广州市委提出了走具有广州特色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的总体思路，这是广州新时期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近日，广州市聘任牛文元等34名省内外专家学者，担任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决策“智囊”。一时间，城市规划成为城中热点。
　　议员建言
　　广州不是没有规划，而是规划太多、太滥。城市规划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宜居，而非显摆各种成绩。其实，一个城市最理想的规划是无规划，让社会自我组织、自由发展、自发生长。当然，政府的作用也不可或缺，就是做个称职的“守夜人”：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保护公众在自我创造、自我发展的时候不要受到影响、侵犯、伤害。
　　广州不是没有规划而是规划太多
　　新快报：有论者曾用“广州没有规划局长”来形容广州规划的问题。总体来说，广州城的规划，目前存在哪些问题？
　　王则楚：城市规划是一个城市发展的蓝图，即便是没有详细规划，让城市自由发展，它也是由市民的生活、工作习惯来约束的，只不过这种约束来得更自然。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就“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主题，巴塞罗那推出了“居住在工作的地方”这样一个理念。这就要求，我们的工作场所不得污染生活环境，同样的我们居住的地方也不可以远离我们工作的地方。
　　这样的城市，必然要注意城市的容量，一个城市容量在不断增加，容积率不断提高的城市，是谈不上“规划”的。广州规划最大的问题是企图规划出一个凸显成绩的城市，而不是一个宜居的城市。六运会时规划的天河地区，由于容积率过高已经拥挤不堪；亚运会时珠江新城同样容积率过高，变得居住成本过高。如此密集的城市，哪里有规划！即使有，也是不可取的！我们的各个园区竟然还要把住宅区划出去，大学城都没有教师的住宅，怎么会宜居呢？
　　曾德雄：我觉得广州不是没有规划，而是规划太多、太滥。我印象中，以前就有南拓、东进、西联、北优的发展蓝图（我还记得先是叫“北抑”，结果吓跑了投资商，于是改为“北优”）。功能组团什么的也经常见诸报端，广州地图上一圈圈的不同色块代表不同的功能……总之，各种宏伟的规划蓝图不绝于耳，给人的感觉，好像广州是一个巨大的沙盘，边上站着一群人，在琢磨着把广州装扮成什么样子。
　　几年一个规划，到底哪个才算数？真应该请学术机构做个研究，将广州这些年的规划放在一起好好比较一下，看有什么异同，实际达成的跟规划又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等等。这个研究一定很有趣。
　　另外一个在心中憋了很久的疑问是：城市，或者说一个社会，是规划出来的吗？可能我受社会自组织理论的影响太深了，总觉得一个社会是所有成员在平等的发展意愿基础上彼此协商、达成契约、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结果，也就是自然“长”出来的，而不是少数几个人规划出来的——他们的智力并不比我们高，尤其是，即便他们真的是“天纵英才”，他们能够照顾到社会所有成员的意愿吗？
　　胡刚：广州城市规划不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而是城市管理体制上存在多层级管理造成的。城市规划市一级统筹不够，各区都有自己的发展设想，都想成为城市发展中心，从而出现多个总部经济区域、多个城市CBD。还有当前政绩考核体系，使得各区不管自身区域条件，大力发展经济，力争GDP更上一层楼，竞争激，使许多优秀历史文化建筑被拆迁，绿地被占，在不该建企业或市场的地方建起来了，造成城市交通拥挤等等问题丛生。
　　城市规划的目的是宜居不是显摆
　　新快报：有学者曾批评广州先是“造湖热”，后是“造城热”，各位如何看待这种规划上的扎堆现象？
　　王则楚：规划扎堆搞广场、搞大湖、搞高楼，都是在作秀，就是为了显摆。显摆的动力，就是追求“政绩”。城市的发展，要顺其自然，在润物无声中凸显其文化内涵，在人们的生活得到满足中不断充实。这不是在高速发展里可以做到的。优秀的城市，是在慢工出细活里形成的。奥地利的王宫在革命成功的时候还未完工，但不仅没有破坏，还继续按原来的图纸施工到完成，这才有今天的美景。急功近利的“显摆”思想是扎堆规划的根源，也是城市发展败笔之原因。
　　曾德雄：根本原因还是我们这种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的。我们现在是政府主导的“利出一孔”的投入产出的GDP至上主义，最便利、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政府上大项目，带动上下游的相关产业，从而产生GDP。
　　所以各地政府无不热衷于大拆大建，有些甚至是反复折腾，否则的话GDP就上不去，GDP上不去就会带来很多麻烦。只要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不改变，那么新的规划蓝图必定反复出现，各种这个热那个热也会层出不穷。其中的不合理之处是显而易见的，最明显的，就是在这些宏伟规划蓝图中，很少听见公众的声音，这不禁让人困惑：城市到底是谁的？谁才是这个城市的主体？凭什么市民的生活要由别人、包括那些所谓的专家来决定，而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
　　胡刚：在城市中多建一些湖泊原来应该是好的，特别是广州这样一个多暴雨的城市，还可在下暴雨的时候起到排水的作用，另外还可起到美化城市环境、调节城市小气候的作用。但是一哄而上就成问题了，在什么地方建、建多大面积等等问题都需要统一筹划，所以城市管理需要市一级来统筹这一点很重要，广州城建权力太分散是问题的根源之一。
　　什么样的居民创造什么样的城市
　　新快报：就普遍性的原则来说，一个理想中的城市规划应该是什么样的？
　　王则楚：城市规划和城市定位有关，不是首都，就没有必要摆首都的谱。广州没必要去承担那么多政治功能，它原来就是一个消费性的商业城市！当年就是把这当作“资本主义”而消灭了，大搞黄埔大道、工业大道，让大家去做最低端的制造业工作，而把消费性的第三产业丢掉了！广州只有再次把三产搞上去，才能回到可以“叹”的世界。
　　定好自己的位置，寻求好自己“叹”的位置，才能有适应自己位置的规划。例如骑楼，那是步行商业街的必选项，也是广州市民历朝历代生活的写照，它是与现代小车代步的大商业城根本对立的，应该各有各的优势，不能混在一起。荔湾广场在上下九就不协调、不和谐，也就不规范。普遍性的规范就是：以人为本，以居民为本！有什么样的居民，就有什么样的城市。正所谓：西关小姐，东山少爷，各领风骚。
　　曾德雄：我是外行，从常识出发，我觉得一个城市或社会理想的规划就是无规划，让社会自我组织、自我发展。其实，考察现代文明史，所有先进的、优秀的文明成果都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而是社会自我创造、自然生长出来的。那么政府起什么作用呢？就是充当“守夜人”：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保护公众在自我创造、自我发展的时候不要受到影响、侵犯、伤害。我认为这就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人们愿意花钱养政府的初衷。
　　新型城市化首要解决价值观问题
　　新快报：今年以来，广州“走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的声音不绝于耳，各位如何理解这一新概念？
　　王则楚：再新型的城市化发展，都要让市民生活得满意，也就是：住得好、买得近、上学近、上班近，居住地环境好。至于“小蛮腰”一世都上唔到几次，关我咩也事。再新的概念，也离不开“以人为本”！我唔要咩高度，亦唔理咩角度，我就认一个理：城市应该让市民生活得更好。
　　曾德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具有相当丰富的思想内涵，我觉得将其作为广州今后的发展指引和方向非常好。而且新型城市化必须要跟中国社会的转型结合起来，放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研究，才能找到正确的、符合社会实际的路向。
　　但现在有个不太好的苗头，就是新型城市化本来首先关乎的是一些非技术性的观念问题，比如价值立场、思想观念等等，举个例子：在农村大家都乱扔垃圾，但城市就不行；不乱扔垃圾，就是城市化的生活方式；要做到不乱扔垃圾，首先就必须树立这样的观念，然后要有更高形态的社会组织：垃圾如何集中转运？如何处理？等等。
　　总之，城市化涉及到观念、社会组织、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的更新，是针对社会整体的一个系统化的运动，绝非几个技术性动作就能解决的。但现在从上到下似乎都热衷于将非技术性问题技术解决，将社会的有机整体肢解成某几个方面，然后一个一个去解决。尤其是，虽然说以人为本，但人还是没有获得应有的主体地位，这样的城市化我觉得是有欠缺的。
　　胡刚：与传统城市化道路不同，新型城市化道路就是要使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抛弃只重城市经济发展和硬件建设的路子。城市建设的目标应使城市达到自然之美——水清洁、无烟尘、空气清新、田野与城市相融；社会公正——无贫民窟、社会机遇平等、充分就业；城乡和谐——城市繁荣和乡村发展互动。当然经济发展是最基础性的，否则环境和社会发展都没有经济基础。
   (编辑：刘堃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