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城市发展取得突出成就，今后几十年，我国城镇化进程仍处于“快车道”。而与此同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也不容忽视。研究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范式”，成为规划专家共同关注的问题。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国外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及《国际城市规划》杂志编委会2010年会上，部分规划专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受限”年代更注重质变

   “在一个受限制的年代里，惟有想象是无限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名誉顾问约翰·弗里德曼用这么一句话开始了他的演讲。约翰·弗里德曼说，无限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我们居住在一个受限制的时代。不仅是中国，全球也是如此。我们要认识到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是有限的，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尊重这个限制：我们必须控制碳排放。

    未来几十年，中国将新增4亿城市人口，对这4亿人口如何规划？如何使城市和自然资源有机融合，让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约翰·弗里德曼指出，如果说前30年中国城市经济和城市发展追求的是量变的话，那么，未来30年，必须采取另外的战略：追求质的改变，更多关注质量，尤其是要关注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的生活质量。因此，中国的城市规划应该更加以人为本，更具创新性。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研究室主任黄鹭新分析说，城市发展需要有限制，如果我们依然像过去30年如“饿汉”一样无节制地“进食”、增长，一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过去我们对生态、环保、民生重视不够，一些改革开放的成果没有很好地回馈，下一步需要进行调整。“可以欣喜地看到，我们现在已经非常重视这些问题了。”黄鹭新说。

   “低碳”道路怎么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市规划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成为保证城市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基础。但同时必须看到，这些成绩多是数量型的，城镇化的质量和城市规划的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从国际发展趋势来看，近年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生态危机，以“低碳”、“生态”等为主题的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新实践应运而生。“中国应抓住快速城镇化的机遇期，探寻‘城镇化＋生态化’的发展路径，探索‘生态共生的城镇化’模式。”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周岚说，“在这一模式的探索过程中，城市规划专业必须有所作为，并大有可为。”

    周岚认为，以往的城市规划过多考虑了经济的增长和人类的需要，忽视了人类社会以及城市本身就是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城市规划学科需要在既有制度框架下，根据新的发展形势和生态导向的城市发展要求作适应性变革，通过城市规划的有效手段寻求低碳化、生态化的城市发展。

    她分析说，城市规模的扩张不应是无限的，生态环境与资源条件是确定城市规模十分重要的约束条件。在确定城市增长的边界时，需要强调“设计结合自然”的规划理念，采取“先底后图”的规划方法——发展要跟资源环境相协调，而不是让资源环境去适应既定的发展目标。综合考量城市土地集约、城市交通结构优化、城市居住和就业就近、城市与自然有机相融等因素，应大力倡导城市空间结构采用“快速公交串联的综合组团模式”。在全球日益重视低碳生态城市建设的新背景下，需要调整对于城市密度和开发强度的既有认识，要鼓励“紧凑但不拥挤”的空间使用。

    周岚提出，生态导向的城市发展带来的规划工作方法变革将是深刻且系统的，将影响到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等各阶段城市规划的制订和管理。另外，生态导向的城市规划建设需要跨学科的交叉和融合，这就需要拓展专业视野和职业范围。“当代城市规划工作者需要正视的是，低碳时代生态导向的城市发展，在给城市规划注入新的发展理念、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更多的则是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规划师需要面对这个事实。”周岚说。

    小城镇之“中国特色”

    回顾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不能忽视“小城镇”这篇“大文章”。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发达地区乡镇企业为代表的中国二次工业化和以小城镇为代表的农村城镇化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那么，后30年呢？

    同济大学教授赵民认为，我国独特的国情使得工业化进程不仅出现在城市，同时也出现在农村的特定地区。而以小城镇为载体的产业集群化式的发展则是乡镇企业生存和兴旺的必由之路。从更高的层面而言，关注我国的“三农”问题及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也需要寻找小城镇发展的动力机制。

    他通过研究发现，乡镇产业集群与小城镇发展是一个在“正向—负向”反馈机制作用下，在“对称与不对称”状态间的不断往复调整过程。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协同及博弈关系决定了乡镇产业集群与小城镇自身发展的不同层次或境界。“广东及江苏的案例研究表明，乡镇产业集群与小城镇互为依托，但产业集群所依托的小城镇的空间和社会发展不会自发达到理想状态。”赵民说，“必须要有集体的理性选择和切实行动。要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及干预机制来化解市场自身不能化解的矛盾，才能实现城镇空间发展的高效及社会发展的公平和谐。”

    规划变革：包容性增长

    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提出的“包容性增长”，不仅成为一个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共识性概念，而且这一理念也纳入了中国未来发展思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规划师陈鹏认为，城市规划要想促进实现包容性增长，就必须有利于转型、公平和民生，这对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自上而下的规划模式，无论是理念、方法还是关注重点都需要进行根本性的范式转换。

    陈鹏分析说，从西方城市规划的演变来看，先后经历了“设计蓝图”的控制式规划，“建立模型”的预测式规划，以渐进、倡导、协调等为特色的调解式规划甚至游说式规划，以及包容性规划。中国的城市规划尽管仍带有“蓝图式控制”的痕迹，但总体上已经演进到预测式规划向协调式规划交替的阶段，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目标无疑会加快我国城市规划向包容性规划的转型。

    他认为，围绕包容性增长，城市规划的作用简言之就是要通过建设包容性的城市，建立包容性的城乡关系，促进实现包容性的社会。其关键在于转型、公平和民生。要切实有效地落实包容性增长，还要注重全社会的公平性，既不能让市场完全主宰一切，更不能让政府包揽一切。好的城市规划不仅应该兼顾整体与局部、近期与长远，还需要在政府与市场、限制与引导之间寻求适宜的平衡，深化和实质化公众参与，并实现从目标导向向底线优先的转变，更加注重规划与基础保障，更加关注起点和过程的公平，这对传统的城市规划而言，可能是一种根本性的范式转变。中国建设报记者 李兆汝 中国规划网北京12月3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