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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三中国”之一的 常德，过去平淡无奇，在借助城市化翅膀之后，迅速起飞。然而，如何避免积重难返的中国城市化困局，亟待常德等“第三中国”城市破茧而出。
4月3日下午，73岁的田玉枝在家等候牌友，这是她平日最多的消遣活动。60平米的安置房里一尘不染。5年前，这里还是棚户区，只有公共厕所。时间 再往前推半个世纪，田玉枝刚到这里落户时，这里只有稀稀疏疏七八户人家。
和这里悠闲生存的人一样，常德，这座湘西北城市在中国版图上默默无闻，波澜不惊。只有沅江堤畔的常德诗墙，用现代建筑的方式在证明这座城市曾是陶渊明、屈原、刘禹锡等历朝文人眷恋的文化古城。
有别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城市中国”以及“乡村中国”，学者们认为，在中国还存在一个庞大“第三中国”城市群，在大都市的光环下，这些城市过去 犹如一个个灰姑娘一样，现在它们正在成为中国发展的引擎。
常德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去年底，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就将常德列为中国中等城市的代表之一，表示其城市化水平位于全国前列。“二三线城 市承载着中国真正崛起的使命，如果发展不好，将是巨大的灾难。”常德市教育局官员、城市战略与规划学者熊柏隆颇为谨慎地说。
破旧的历史
常德真正城市化进程开始于1988年，那一年，中国许多城市撤县(区)建市，常德位列其中。当时常德城市人口还不到20万。
一条人民路，一个公园，几个百货大楼。常德复制着所有中国城市的模式。在一张老照片上，一个儿童在公园木马上摇晃，照片注释写着：“上世纪80年 代，市城区中心虽然开辟了一块公园，但人民休闲娱乐的设施十分匮乏。”
“人民城市人民建”，当年的这句口号依然让很多老市民难以忘怀。他们说，沅江穿越城区，在修建防洪大堤时，就征用了全市人民的肉食补贴。
1980年代，常德人的大事之一便是修筑60米宽的洞庭大道，这应该是这座城市的第一条水泥道路。据常德史志网文献称，在洞庭大道建成之后，当时的 市长用浓郁的地方口音在庆典大会上宣称：“今后在洞庭大道两边修建的楼房，最低的不能低于六层楼！”“再建一个武陵区(当时两区之一)”，常德提出了更宏 伟的市政规划。不过，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管理者更擅长于“抓农业，促生产”，忽视城市管理，难以科学规划公共设施建设。“这是全国通病。当时很多领导思 路不清晰，分不清是注重城市竞争力还是传统农业，只是一味搞城市建设，重建不重管。”一名市政府官员回忆说。
当深圳开始从小渔村演变成都市，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一声铜锣声后开市，广州忙于搬迁城区工厂，北京民间人士开始呼吁保护胡同之时，常德，这座“第三中 国”城市丝毫显现不出任何竞争力。
在人们的记忆中，这座湘西北城市更为人所熟知的是历时15天的常德会战、日本细菌战。当然，另一个为人熟知的地方是常德卷烟厂。这个目前已收归国有 的大型企业每年为常德提供了数亿的城市建设和教育附加费，为后来城市崛起提供了资金动力。
学习全国好榜样
“常德一直在学习其他城市的先进经验，然后融入自己的实际情况。”湖南省社科院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童中贤说。
这种“经验输入型”特征体现在常德在创建各类城市称号过程之中。市城市办党组书记文定红对创建口号如数家珍：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先进城市、全国交通管理优秀城市、国际花园城市以及中国人居环境奖。目前只有“人居奖”还未 获得。
“要脸皮，不要肚皮”，创建过程非议声不绝于耳。“不过我认为，这虽然是形式，但我们不是一哄而上，而是持续好多年，整治脏乱差，提高城市内在品质。”文定红补充说。
当时，童中贤正在常德工作。在他印象中，常德铆足劲在全国搜集可供借鉴的经验。
他们到大连学习绿化。“当时全国一窝蜂到大连学习种草，大连绿化理念很好，但草种成本太高，养护费用也高。回来后，领导就决策，找容易成活的乔木、灌木一起上，用本地的竹子、草。”童中贤说，“我们又去了河南濮阳，那里的机关单位在拆围墙，搞绿化。”
《人民日报》宣传了广西南宁“一只桶”的经验后，常德也去当地学习。从南宁回来之后，城建部门向临街每个商铺发放了一个卫生桶，按时收垃圾。原本常 德机关单位每周放假半天上街扫地，毫无作用。
“旧城改造也是学习温州的。”童中贤说，常德将临街改建改成了成片开发。他们甚至到外地考察一切能考察的城市治理措施：交通电子监控系统、道路改 造、亮化工程、户外广告布局、禁放鞭炮。
“这是许多中等城市发展的特点。”童中贤说。
一系列改造之后，常德面貌焕然一新。然而面貌一新的背后是城市管理者头疼的旧城改造——大片棚户区亟需改建，但钉子户挥之不去。
田玉枝所在的红卫社区第三期久久不能建设，十多户居民认为补偿太低，持续上访。“去年强推了两户，效果不理想，有人喝农药，我们还得带他去洗胃。” 红卫社区主任金冬云叹气说。
第二轮城市化之忧
“我们变成不是农民的农民，不是居民的居民。”护城乡仙源社区书记贵大旺说。2003年，常德18个村“农转非”，仙源村变成社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就此失去了土地。这些40岁左右失地农民，打工无望，只能靠着租金度日。
按照常德定位，到2020年，城区建成面积将达到95平方公里，人口95万，几乎是现在的1.4倍。届时常德成为“湘西北地区的区域中心，交通枢纽 和流通中心，以轻型工业为主的现代化城市”。
正因如此，常德的房地产火爆一时，财富开始在房地产间流转。在仙源社区路旁，成片高层商品房已在修建，与城区房价持平，达到2000多元／平方。 2007年，常德房地产企业就有256家。
为了应对未来无助的生活，聪明的贵大旺从广州学来一招：居民集资征地建厂房出租，依靠分红来维持失地农民生活。然而，去年市地税局要求足额纳税，社区集体经济变成每年要亏损8万多元。贵大旺，这名市政协委员提出提案，要求政府部门政策倾斜。
更让贵大旺忧虑的是，迅速城市化中，国家对失地农民政策配套不到位，社区化的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你看，我们还有11条道路没有硬化，一下雨都 是烂泥。路灯也没有，我们得聘4个保安来巡逻。”贵大旺说，“我们惟一喜欢的就只有医保。”
4月5日，熊柏隆路过滨湖公园时，叹了口气：“现在房地产小区都已经把公园包围了，公园好像成了小区内的一个活动场所。”熊对中国城市化颇多研究， 提出“极限城市”理论，一直在呼吁关注二三线城市问题。
熊柏隆认为，中国城市化走了不均衡的发展道路，形成了数个城市群。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已进入极限，资源开始向大城市外围流动，二三线城市正在不断崛起，中国进入了第二轮城市化阶段。
然而，目前尚无系统的学科研究，也无相关配套法规。熊柏隆认为，必须尽快进行城市系列的修法，制定“城镇发展基本法”，避免再走大城市先破坏后治理 的老路。“现在发展是非理性的，非科学的，如果不能解决在财富转移、聚集、繁衍上的问题，第二轮城市化就会出现巨大问题。”熊柏隆强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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