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6月开始，我国诸多城市尤其南方地区降雨频繁，造成长江中下游及西南地区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8月18日以来，河北、甘肃、宁夏部分地区出现分散性降雨，宁夏贺兰山沿山地区多处引发山洪，经紧急救险，5000多名受灾群众及时安全转移。

 
城市规划需“补课” 筑好天然屏障挡住水灾
　　

　　有人说，洪涝是天灾，天要下雨人无奈。但实际上，天灾的背后，恰也暴露出了我们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这其中隐藏着的生态问题。归根结底，洪水即便是“灾”，如果不是人们对生态系统一直以来的破坏，也不至于变成今天的“害”。

　　洪灾是对政府管理水平的一次考验。这不仅包括抗洪救灾中如何发挥政府动员力量的体制优势，也包括灾后反思城市规划和发展思路等方面的问题。正如李克强总理7月6日在湖南、湖北等地救灾现场所指出的，中国城市规划需“补课”，我们建设中的历史欠账需要补上。一次又一次的洪灾肆虐表明，以往粗放的城市化运动不能再继续了，掠夺式的围湖造地等生态破坏不能再继续了。

　　我们要尊重大自然，把建设生态文明落到实处。只有走出“人定胜天”这个长期深植在意识形态之中的误区，生态文明在中国才能迈开大步。从2007年开始，中国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开始将这一执政理念放到国家重要战略的高度。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主席提出“五大文明建设”和“命运共同体”，更是将这一理念提到一个新的高度。生态文明不再是理念构想，而是现实迫切需要。

　　抗洪救灾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一次检视，这不仅要求提升国家防灾治理水平，也要求国民提升防灾意识和践行生态理念。

　　拷问一：

　　蓄洪能力够不够？

　　在湖北省第二大湖泊梁子湖，其水位于7月4日达到警戒水位20.50米之后节节攀升，7月8日下午7时创下纪录达到21.49米。超过保证水位已长达7天。

　　7月14日7时，伴随着爆破带来的泥土和浪花，梁子湖与下游牛山湖之间的隔堤实现爆破。原本是同一座湖，被人们生产生活围垦分成数片水域，在连日暴雨的形势下再重新炸掉堤坝恢复成一片水域。

　　梁子湖水位之所以不断攀升、居高不下，一是由于今年达极值的强降雨历史罕见，二是由于湖泊过度围垦，减少了湖容，三是外排能力严重不足。

　　从梁子湖这一事件分析，厄尔尼诺现象虽然带来了大规模的集中降雨，是发生洪水的首要原因，但一下大雨就出现大洪水，这无疑暴露出了各地蓄洪能力的降低。

　　其实，暴雨降到土地，土地上的绿植、湿地、湖泊本就具备蓄洪能力。绿色植被可以充分吸收水分，大雨季节制止山洪暴发，干旱季节保湿涵水，据专家估计，10万亩森林的蓄水作用相当于一座200万立方米的水库；其次，天然的大江大河可以疏通大水；第三，与大江大河相连的大小湖泊可以调节水位。

　　然而，这些具备蓄洪能力的天然屏障，因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近年被人们肆意破坏，再也难以抵御洪灾的侵袭。

　　国家林业局此前公布的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结果显示，近10年来，我国湿地面积减少了339.63万公顷，相当于减少了两个北京市的国土面积。“基建占用和围垦仍然是目前我国重要湿地受到的主要威胁，受影响的湿地范围仍然占有较大比重。”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永利说。

　　再说湖泊，20世纪50年代，湖北有湖泊1066个，总面积达8300平方公里，由于围湖造田和泥泞淤积，目前，湖北仅存湖泊309个，总面积缩小到2656平方公里。素有“千湖之省”美誉的湖北省，如今，充其量只能算是个“百湖之省”了。这次大洪水，虽长江干堤未损，但所围的湖田均发生内涝。省会武汉，这个本因湖泊众多，最不怕雨水漫城的城市，却一次次经历严重的洪涝灾害。

　　国土资源部近日下发了《关于补足耕地数量与提升耕地质量相结合落实占补平衡的指导意见》，要求必须因地制宜，从自然条件和生态建设要求出发，科学合理地做好规划，严禁违反规划擅自毁林开荒造地，擅自填海、填湖、填湿地垦造耕地，破坏生态环境。

　　近年来，在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压力下，一些地方存在擅自填海、填湖、填湿地等行为，尽管短期补充了耕地，但破坏了滩涂海岸、湖泊湿地环境，不仅耕地质量难持久、易退化，而且长久损害自然生态，造成无法修复的环境损失。

　　许多专家坦言，尽管我国各类保护区域都划得比较大，但实际上没能实现应有的保护，更没有形成一个确保国家生态安全的格局，生态退化形势仍在加剧。

　　北京大学教授吴国盛曾指出，长江上游的绿色植被破坏，长江中下游的围湖垦田，是长江水患愈演愈烈的两大根本原因。生态系统中相关元素的破坏也使得原本平衡有序的生态系统打破了规律，如同人一样，内分泌紊乱了，任何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带来严重的伤害。

　　基于此，“划定生态保护红线”被写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红线一般是指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生态红线也就是严格的生态保护之意。此次洪灾过后，我们有理由对这条“线”更加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