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增设人的发展、与自然资源的和谐为主要目标，必须修正追求短期利益的决策机制为追求长效利益，必须让市场而非行政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应有作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仁忠20日在贵阳举行的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年会上透露，国务院一项关于12个省会城市和144个地级市的调查显示：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城市规划4.6个新城（新区），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全国新城新区规划人口达34亿，这是严重的失控。”

　　新城规划的第一次统计数据披露，直观显示了造城运动的无序程度。近年来，“空城”“鬼城”之说时常见诸媒体，已折射出局部地区城市规划和建设有严重的资源错配和空耗问题。而全国新城新区规划人口规模超过总人口20亿的数据，表明这一问题具有普遍性。

　　新城规划为什么贪大求全？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对于城市化没有形成清晰而符合实际的发展思路，将城市化片面理解为大城市化。不同城方的城市规划，本应建立在当地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发展空间、环境承载能力等基础上，而不应以规模论英雄，但实际情况是，不少地方都将城市做大视作成功标志，不约而同地走由小城市到中等城市再到大城市的路子，为规划和建设的贪大求全提供了更大的驱动力。

　　客观原因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少区域内中心城市的大城市病已显露无遗，向周边扩展以获得新的发展空间，成为普遍选择。资源向中心城市的过度集中，迫使区域内其他城市不得不通过向边缘拓展，以获取新的发展空间。中心城市向非中心城市的扩张、非中心城市向周边城镇和乡村扩张，形成了粗放式复制，导致城市发展与人口资源、自然禀赋之间无法适配。

　　过去，基于造城运动消化过剩产能、短期拉动经济的显著作用，对其规划和建设过程中的无序缺乏有效规制。但是，在造城运动已经普遍偏离城市发展实际需求的情况下，调整现有的规划和建设模式已是当务之急。一方面，长期来看，造城无序最终将形成相互抢夺、挤占资源的情况，从而让优化经济发展空间的预期出现偏差，甚至导致经济发展空间恶化；另一方面，造城所产生的经济价值既不可持续，也难以转化为人的发展机会。而城市化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在于人的城市化，在于通过城市化率的提高，弱化二元化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的显性不公，让人的发展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城乡人口获得相对平等的发展机会。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造城运动就会造出新“城市病”。

　　让城市发展规划变得有序起来，政府管理体制就不能再以经济和GDP政绩为唯一目标，而必须增设人的发展、与自然资源的和谐为主要目标，就必须修正追求短期利益的决策机制为追求长效利益，就必须让市场而非行政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就此来看，城市发展规划能否科学有序，其实是涉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课题。

　　本报特约评论员 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