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对于发生在七十多年前的那场战争，中日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集中体现在2014年10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中，该书日文版也于同期问市。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是中日双方学者首次根据政府协议实施的共同研究课题。

2006年，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访华后，中日双方就此达成协议，各派10名优秀学者组成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设置从古代至1945年的16项中日关系议题，双方学者各自撰文，讨论，集结成书。此举旨在通过学者间冷静和理性的研究，缓解围绕历史问题的对立情绪，增进两国的交流。

事实上，此“共同研究”的模式早在西欧实施。2006年，德国与法国学者历时五十余年共同编写的欧洲历史出版，并推荐学校使用。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历时八年完成，由于中日双方政治意识形态、不对称的历史体验以及研究方式的差异，其撰写的过程经历了非常激烈的争辩。观念的分歧大概有三类，一是大是大非原则问题，二是对一些具体历史事件的描述，三是对历史进程或事件的宏观分析，尤以近代史上的日中战争为甚。
 

日军踏上卢沟桥
 

“九一八事变”：日本内部存在很大争议

对于“九一八事变”篇章，日方研究报告由日本防卫大学校教授户部良一撰写。其重点描述关东军参谋、司令部、陆军中央、日本政府与内阁在事变发生前后的活动，强调说明对于是否占领满洲并成立新政府，日本内部各方存在的争议及维护和平的努力，比如就连日本陆军的激进分子也没有同意占领满洲的方案，但最终无奈承认当地军队的行动；政府并不积极支持“在满洲建立独立国家”的石原莞尔等人的设想，尝试“以直接交涉来解决事变”，但受到日本国内强硬派的阻挠等等。

中方研究报告由北大历史学副教授臧运祜撰写，相比日方着力描述事变发生的详细过程和偶发性，他更强调从宏观上梳理日方对华政策，并强调其必然性。他认为日本早已将中国的“满蒙地区”划在其利益线之内，早在1930年，关东军参谋部就“占领满蒙地区的文件”进行过研究，证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是顺理成章的发展。

日本学者认为卢沟桥事变是偶发事件

对于卢沟桥事变，日方研究报告由日本筑波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教授波多野澄雄，和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部上席研究官兼第一战史研究室长庄司润一郎撰写。与“九一八事变”类似，两位学者分析了陆军内部“不扩大派”和“扩大派”的对立，以及在最初七天，参谋本部下达的“应避免继续行使武力”的命令，和通过外交途径来进行接触的努力，并强调卢沟桥最初的枪击事件是“偶然发生的”。

此篇章的中方报告由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执行主编荣维木撰写。其认为，表面上看，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是由日军演习时的“枪声”而引发的，作为个案，它的发生“可能具有偶然性”，但日本驻屯军在丰台驻兵，本身就导致了与当地中国军队的矛盾与冲突，构成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动因。虽然日本内部存在着“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论，但从1937年7月11日内阁公布《向华北派兵声明》后，所谓“不扩大派”的声音完全被扩大派的声音淹没，陆海军均做出了扩大战争的准备。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日两国虽然进行了短暂的交涉，但交涉期间，日本不间断地向中国派兵，同时，国民政府也派兵北上，很快导致了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因此，从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又带有必然性。

关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数目

对于日军在南京究竟屠杀了多少中国人，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东京审判的结果是20万以上，南京审判是30万人以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采用了南京审判的审判书的数字，30万人。《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中方主持人、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步平认为，严格来说在审判时没有条件来对确切的数目进行统计，现在也很难再重新统计。所以，“否定30万、20万的证据也是不充分的，但是你要做一个实证研究的条件也不充分”。

因此，在中日双方学者写作时，明确列举了两个审判中的不同数目。日方的报告里也列举了战后这么多年来日本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研究的结论。

但数目上的争议，并不影响中日双方学者对于南京大屠杀本身的反人道罪行的性质认定。

日方是否有回避责任之嫌

对于中日双方著述呈现出来的明显差异，日方研究者庄司润一郎认为，日方侧重于在对一个一个具体的“事实”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其客观的原因及决定的过程。

对于此种研究方式，步平也曾与日方讨论，他认为可以理解。日本研究者要反思战争，必须要搞清楚战争究竟怎么打起来的，哪些人起了什么作用。因此他们对各方，包括天皇、军部、参谋、媒体、财界一一都做了分析，对他们来说是必要的。

但过于细致的微观研究是否有逃避战争责任之嫌，步平认为“不是没有”。

“冷静客观的学者做这样的研究不是回避责任，正是要通过这种研究把责任落实了，搞清楚了，来分析责任。可能会有一些右翼的人利用这种手段来回避政府的责任，回避日本国家的责任，这也是一种情况，但是我想得看哪个是主流。”

据媒体报道，日本首相安倍将于今夏发表战后七十年讲话。《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的日方主持人、东京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法学部教授北冈伸一，即是首相的专家委员会成员之一，此委员会将会为首相提供一份对中战争的咨询报告。

北冈伸一曾向中方学者透露，对中国战争的侵略性质这一点，希望能在安倍的讲话中有明确体现。

基于此问题的敏感性，中日双方学者曾有过一次争论，当时有日方委员提出要对“侵略”的概念进行定义。

“当时中方的委员就非常明确地谈了关于日本对中国战争的侵略性质，当时北冈先生也谈到希望中国学者不要误解，日本的学者至少70%是承认对中国战争的侵略性质，而且说要把战争的性质写到文章（专家委员会的咨询报告）里。所以，日方的报告书近代部分第二部第二章写得很清楚，题目就是‘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这是双方讨论的底线。”步平说。

事实上，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双方陆续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及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的战后50周年谈话，都非常明确表明日本对中国战争的侵略性质。但日本社会同时也存在否认战争责任和罪行的情况，包括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等。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宋志勇对今夏的战后70年首相讲话表达了忧虑，“我们分歧点到现在没有完全解决，中方特别希望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但是日本政府安倍首相特别强调未来指向，基本上不怎么提以史为鉴。这个专家委员会的咨询报告可能对安倍先生有一定影响，成果不一定能左右安倍战后七十年谈话，但是影响还是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