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历史一直是与人类的进步和文明联系在一起的，而文明即是社会与文化的总和。古今中外城市发展的历史证明，凡是城市繁荣的时代，必然是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的时代。从另一角度来看，城市文明的形态，或者说城市的性质又是与政治体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文明形态在上层建筑最集中的反映是政治权力的构成。这一点，尤其适合于中国城市。

　　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中国城市从古代起就有着自己的个性特征。在以往的研究中，在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影响下，学者们通常认为，古代中国的城市是作为政治和军事的中心建立起来，并在其影响下形成了以政治关系为主体特征的经济结构，即服务于政治的消费型城市。城市经济结构的长期稳定性，在社会转型中表现着某种“滞后力”，近代城市从其萌芽状态到完全意义上的兴起，都未能构建起独立于自然经济之外的商品经济结构。在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制约下，城市反而成为有助于传统经济关系得以延续的要素之一，如此等等。而以马克斯斯韦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则对中国历史上的城市有着更多的非议。马克斯斯韦伯以欧洲城市为理想类型，指出城市的形成建立在经济活动之上，是以市场交换为主形成的一个社会互动体系，“是财政理想化、货币经济，以及以国家政治为取向的资本主义的承担者”，是现代西方特有的产物，是理性精神、自由平等的理念及民主制度的体现。“在（中国）这类城市里，正如西方古代的城市或奴隶制时代的莫斯科一样，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年金，一部分是地租，一部分是官僚及其他直接或间接借政治力量而收得的收入……中国的城市既非古希腊等地的城邦国家，也没有中世纪那样的都市法。”作为城市的属性，“城市共同体”和“市民社会”这两个概念所对应的实际事物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出现，其原因来自政治体制的特性与中国的特殊社会经济结构，诸如“皇室统辖力的微弱，造成了居住在城乡的中国人实际上自我管理的局面”，“中国城市的兴盛，主要并不是靠城市居民在经济与政治上的冒险精神，而是有赖于皇室统辖的功能”。

　　上述论点及其结论大都是基于与西方城市的比较而言，而马克斯斯韦伯的言论尤具影响力。这正如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说：“城市造就了欧洲这块狭小大陆的伟大，因为经过马克斯斯韦伯的倡导后，欧洲一直在通过与其他大陆的关系说明它自身。”因此，西方城市及其相关认识在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参考系数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思考和质疑。自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城市研究的兴起，国内学术界开始就中国城市的起源、功能、结构、作用以及精神与特质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参与并回应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城市史研究的论点，其中以明清江南市镇和近代城市史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而韦伯以欧洲城市为普世模式解释中国城市的观点也遭到了更多的批判，在致力于破除西方中心观，“从中国发现历史”的学术环境下，出现了美国学者罗威廉通过两部研究汉口城市的专著与韦伯对话的学术讨论，并激发起中国学界对中国“市民社会”等城市问题的研究热情。只是，罗威廉借用哈贝马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模式来证明独立于国家的“公共领域”在中国近代的浮现，仍存在西方理论的背景状态，还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从中国发现历史”。而韦伯从欧洲中心观出发的中国城市研究，虽然有着实证研究的缺陷，但是他对中国城市解读的一些观点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诸如，他强调中国城市是皇家权力在地方的代理，城市是诸侯的官邸所在地，是中央权力在地方的代表，一些城市并不是随市场交换的发展而产生，等等，都可作为进一步论证的问题。而他的社会学思考方法更是值得我们加以借鉴。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还是回到如何做到“从中国发现历史”的老问题上，这或许是摆在每个史学研究者面前的课题。我以为，理论框架、研究范式等都需要以切合历史本身为原则，而不是将历史强行塞入某一框架或某一范式，历史学虽不能称之为“科学”，但是它的实证要求却相当严谨。因此，理论与实证的统一，才应该是史学研究的最高境界，这也是本书为之努力的方向。

　　《北京与江户》不是一部城市发展史，也不欲就城市的总体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比较。所以想写这本书，是源于15年前在日本东海大学做研究时所思考的一些问题。由于出国前，我刚好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研究项目“明清城市文化研究”，于是，我在日本的研究课题也就自然选在中日城市的比较方面。但是，当我在接触了与明清同时、确切地说是与清朝同时的日本江户时代的城市历史之后，一个很直接的问题赫然摆在了我的面前，这就是我发现了两国的历史及文化的差异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以往由教科书中所获取的知识界域，认识到两国在近代发展道路上所出现的差距绝不仅仅是日本选择了明治维新。于是，我的思考随着疑问展开，那就是：曾经属于中国大文化圈至今还在使用汉字的日本，在文化上从何时开始脱离东方文明的轨道，何时又与中国发生了政治性质的裂变？我开始借助城市研究的领域梳理相关资料。可以说，我对北京与江户的比较研究是从日本与中国文化的变异性开始的。而这种变异或者差异在哪里，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便成为本书所要回答的关键性问题，也是研究的切入点。

　　所以，本书可以说是从问题出发，就一些专题进行讨论。而先前由于做过明清城市空间的研究，即从城市建筑及其内在积淀而成的文化来探讨城市的发展及其变化，所以，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仍然延续了原有的思考方法和研究的旨趣。因而，对比的思路也是从城市空间的基本骨架出发，去思考文化源流的发展及其变化等问题，以及这种方向性变化导致了怎样的政治和经济（商业）结构的变化，变化的结果是怎样的，等等。

　　但是，由于研究立足于比较的角度，而目前尚缺乏从中日对比的角度对城市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可以借鉴的东西实在太少，所以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编辑：刘堃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