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1岁的基层城管局局长孙秋军向记者讲述了他的愿望——“我希望在我退休之前，能看到国家在城市管理工作上有一个说法。”

　　孙秋军已经在吉林省洮南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的岗位上干了11年，是城市管理系统唯一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但他至今也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头衔，“我们这个部门，对内叫‘局’，对外叫‘城管大队’，有管我叫局长的，也有管我叫队长的，市委文件上的说法也不统一。”

　　不仅仅是孙秋军，整个城管系统都在遭遇“正名”尴尬。如今，提起城管，“暴力执法”、“打砸抢”等负面标签都会如影随形。尽管社会关注度极高、群众争议极大，城管部门却始终没有全国统一的管理体制，各地差异巨大。甚至城管到底该管什么，至今也没有标准答案。在城市化迅速发展的今天，这些问题必须得到正面回答了。毕竟，城管面临的问题，是所有中国城市都在面临的问题。

　　中国青年报：您2000年开始组建洮南市城管局，当时的城管工作状况如何？

　　孙秋军：刚开始干这项工作，我也有很多疑问，不懂就跟老同志学，不瞒你说，那时学的就是“打砸抢”。领着一帮人，趾高气扬地去拿、去抢、去推。就跟现在一些百姓心中的城管形象是一样的。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学的都是“打砸抢”？

　　孙秋军：因为你没有别的管理办法。从1997年北京宣武区成立中国第一支城管队伍，到现在14年时间，城市管理工作依然没有真正的法律法规和主管部门，就是“没爹没娘土里蹦出来的”。没有明确的体制，没有规范统一的编制人员、开支渠道、服装、装备、通讯……这工作怎么做？有责任心的，还愿意好好做；没有责任心的，就“横踢马槽”(不讲理、胡搅蛮缠——编者注)，钻空子，给国家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中国青年报：你们后来怎么就改变做法了？

　　孙秋军：我们那个时候自己也经常被打，可告到公安，没法处理，告到法院，也没法执行。理不在你这儿啊，老百姓上街挣钱维持生活，你把他摊儿给收了，秤杆给撅了，他不配合就打人，这做的就是错事。

　　有一件事给我触动很大。2003年，我们那儿有个叫王福山的老头，摊子被我们没收了，他就领着老伴和十来岁的孙女，大中午来找我。老两口跟我说事儿时，我看到，那孩子就怒视着我。我叫她过来，她也不动。我就问她：“小姑娘，你恨我吗？”(说到这，孙秋军眼圈红了，低头沉默了几秒钟。)那孩子瞅着我不吭声，眼泪唰地就下来了。

　　那孩子是真的恨我了。我问她：“你为啥恨我？”她说：“我咋不恨你呢？我爸进监狱了，我妈离婚走了。马上要开学了，爷爷奶奶领着我，卖点装水果的纸壳箱，就为了给我买书本。你们到那儿就给抢了。”说得我心里不是滋味啊。回来我就把全局的人找来开会，分成两个组，一组到学校，看看孩子的情况，另一组到王福山家看看状况。我们又倡议全系统捐款，买了米、面、油、煤送到了他家。这个王福山，其实也算是那条街卖水果的“一霸”，他当时就跟我说：“你让我怎么办就怎么办。”他后来还协助我们，给其他人做工作。通过这件事，我就感觉到，你不用去打砸抢，只要给点温暖，他们就感动了。

　　打那以后，我们的工作真的变被动为主动。比如说，老百姓乱堆放东西，你不要只去通知他搬。他不搬，你帮他搬进去。过去城管都是往车上搬，现在给人家往屋里搬，多好。

　　中国青年报：这些做法挺有人情味儿的。现在大家都在讲城管要“文明执法”，真正能做到的感觉还是少数。

　　孙秋军：我这几年摸索出来了，越小的地方城市管理工作做得越好，越大的地方做得越不好。原因就是小地方有人情味儿。一个小县城就这么大，谁家老妈卖瓜子，谁家老姐摊煎饼、卖水果，我们都知道。你要把他们摊子推了，人家就会说，是张老三李老四的儿子干的。

　　而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流动人口多，小贩基本都不认识，很多只能来硬的。就成了“老鹞子轰小鸡”，老鹞子来了，小鸡就跑了，老鹞子一走，小鸡又出来吃食了。我们把这个叫做“近了怕，远了骂”。凡是出现城管被打、被杀等负面新闻的，你看大多是省会、直辖市，小县城很少。

　　如果把社会比作一个家庭，城管就像妈妈一样。一个家没有妈妈，会乱成一团。妈妈在家干什么？就是把家管好，知道东西该摆在哪儿，让家人有秩序。大家都会尊敬妈妈，可为什么就没人愿意尊敬城管呢？

　　另一方面，我们是人民雇来的，这个身份定位又像保姆。哪有说保姆还要求主人这样那样的呢？你只能把声调降低，把姿态放低。咱们是给老百姓干活的，要把这个城市归拢好。

　　中国青年报：有人提出，城管人员存在身份不明确的问题，目前处在执法第一线的大量都是临时聘请的协管员。你们用协管员吗？

　　孙秋军：我们完全不用。部门刚组建时，我就招了一批有公职的人。这些人才能真正做到说服教育，能不罚就不罚。要用临时工，你就有负担了，只能让他们去罚、去收，才够这些人的开支。

　　城市管理工作还是应该用正式人员。但现在很多地方都用协管员，这也是国家体制决定的。你这个区编制只有50人，城管队员一看管不过来，就找一些临时工，自己当“二当家”，把权力下放给他们。这些协管员也都没有经过培训，拿了钱就走人，很难有什么责任心，对待小贩只会撵走了之。

　　中国青年报：现在网上一提到城管，负面评价就铺天盖地。为什么城管这么不招人待见？

　　孙秋军：城管的形象这么负面，是粗暴执法带来的影响。作为城管，你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把矛盾激化到这个程度。现在城管被贴上这么多负面标签，都是城管自身的问题，不是老百姓的问题。弱势群体就是需要你去理解他、帮助他、引导他。

　　中国青年报：有人说，工商税务管富人，城管管穷人、弱势群体，这可能也是城管“招人烦”的原因。

　　孙秋军：确实是这样。我们现在，该罚的90%都不罚，该收的80%都不收。一个小贩一天才能卖多少钱，你都给罚了，肯定不行。还有农民，他蹬个三轮车进城，想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他根本不懂。对这样的人，你就教育教育，他有个基本认识，一般我们也就开绿灯了。

　　中国青年报：遇到说了也不听的情况怎么办？

　　孙秋军：只要他走了，就算骂骂咧咧走了，我们也就算了，不跟他理论。真要是蛮不讲理不肯走的，我们就通知公安部门协助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出现的暴力执法，其实都可以避免。他们就是没明白自己的责任和职责。我跟我们同事说，你要是争辩或动手了，有多大理也是错的。你穿着制服，代表国家的形象，要跟人动手，还不得石可碜(难看——编者注)死了，你丢的是国家的脸。

　　中国青年报：现在很多时候是，“地方政府要秩序，失业游民要生存，社区居民要环境。”这也会让城管执法左右为难吧？

　　孙秋军：我们就记住一点，把心放平。如果有倾向，就倾向大多数。现在确实普遍存在私心大、无公德的问题，各人对自己的利益都是寸土必争。这是社会环境的问题，不是城管能改善的。城管就像“泔水缸”，苦辣酸甜都得装。

　　中国青年报：城管工作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孙秋军：我们的社会，包括当地政府都要思考一个问题：城管要怎么用？公安有公安部，水利有水利部，城管没有，只在建设部门代管。每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我都关注。但那些代表除了提些热闹话题，最多涉及城市环境卫生问题，怎么去管理城市，一直没人提出。十几年了，不能再拖下去了，你看看，现在城管在社会上都是什么形象了？

　　现在城管体制有问题。名称上，有叫综合执法局的，有叫城管大队的，有叫行政执法局的，有叫城管委员会的，有叫联防的，啥都有。服装也不规范，有穿蓝的，有穿黑的，有穿黄的，还有穿警服的。这就导致了人员乱、执法乱。上面没有统一规定，各地就自己创造自己的模式。即使有好的做法，也很难推广到其他地方。

　　我们上一级的白城市有5个县市区，有两个都把城管局砍掉了，就只在建设局下面设一个城管大队。就因为我们不在市政府序列内，之前三次机构改革，都要取消我这个单位，都被我争取保留了。

　　城管局也有牛的，纳入到了市政府序列内。有的城管局局长还是公安局副局长兼的，这样就权力很大，老百姓不敢不服管。但这样虽说降低了工作难度，老百姓的逆反心理也会越大，以后就越不好管。你管他一次，他就记你一笔账。我们2008年碰到一个人，在外面乱堆水泥袋，让他收也不配合。后来才知道，他2002年被城管队员打过，过了6年还在心里恨着。

　　条件艰苦也有艰苦的好处。我们城管局组建11年，没有一辆车，队员出去执法，都骑自己的自行车、摩托车。没有执法车可能也是我们城管不抢不收的客观原因。你收了往哪儿装呢？给自己找麻烦，呵呵。

　　中国青年报：你们怎么另想办法？

　　孙秋军：我们现在换了思路，讲究“管而不死，活而不乱”。比如说小摊，这是城市需要的东西。我们就划定几个范围，比如十字路口，遵守“瓜儿不落地”的原则，就是让他们搁在车上，别搁地上摆一堆，这样既方便群众，也不影响市容，有需要可以马上走。还有早市，允许你摆摊卖菜到7点半，早市一撤环卫工人马上过来清扫干净。

　　现在城市经济都发展了，作为领导，经济、项目要抓，更应该把城市搞好。不是说建多少高楼大厦，而是要考虑三点：第一，市容要搞好；第二，要干净；第三，便利百姓的市政设施要有。我们现在很多城市搞了那么多项目和基础建设，怎么都不考虑考虑，如何才能把一个城市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