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处的天安门见证着大会堂的“出生”

那个年代的建筑工人们，以穿着“大会堂”为荣

宋溪 插图 H185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民大会堂

　　缘起：从故宫的围墙、北京的胡同、老四合院，到今天的国家大剧院、鸟巢、水立方……每一座建筑都打上了时代演进的烙印，每一座建筑里的故事都能写成一部历史书。1959年，以人民大会堂为首的10大建筑的兴建，是一部凝固的教科书，影响了几代人。当新一代的年轻人随着人流，走进人民大会堂、走进军博、国博时，他们看得到那难忘的记忆吗……

　　人民大会堂寻迹

　　大会堂观“山”景

　　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们，有谁不晓得人民大会堂？即使没有亲眼见过，也会从报纸、杂志、电视频繁出现的画面中一睹它的芳容。然而有一天，当你真正站在大会堂前，一定会为它的气势恢弘和建筑精美所震撼、折服。

　　暑意正浓，记者漫步在天安门广场上。广场西缘，熙熙攘攘的中外游客正三五成群地摆出各种姿势拍照，而后面的背景就是大会堂。人民大会堂的建筑造型为“山”字形。风雨不动安如山，它和对面的国家博物馆一起就真的像两座山，静静地给铺陈开来的天安门广场压住了阵脚。

　　大会堂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三层的中央大厅和万人礼堂。中央大厅也叫“金色大厅”，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我国最高规格新闻发布会的场地，是我国重大政事动向的“窗口”。而万人礼堂，则因为党和国家的各种大型会议和政治活动频频出现在电视镜头里。触目所及，穹顶、灯光、座椅、主席台，一如50多年前刚建成时一般气派。

　　其实，大会堂也在变，这种变首先反映在内部设施上。比如近几年，人民大会堂万人礼堂一层的每个席位前都安装了会议代表电子服务设备，可进行12种语言的同声传译和议案表决即时统计。而在2009年全国“两会”结束后，“金色大厅”也进行了重新设计。80多岁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王炜钰回忆，这次给金色大厅“换装”，风格和整修之前不一样，融进了更多的中国元素，让人一进大厅，一看就是中国的。

　　大会堂之变，更体现在气质的亲民上。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它是座山，但过去这座山只能仰望，而今它敞开了怀抱任由天下百姓“山”中游：如果没有重要的国事活动，大会堂会对外开放参观。游客可以从东门高悬的巨大国徽下穿过，走进5樘金黄色铜门，可以到湖南、辽宁、北京、上海等地方会议厅一探究竟。许多高水平的文艺演出都在这里举行,一些企业和机构还把新闻发布会搬进了这里，使大会堂增加了不少生活的气息……

　　时值8月，相对游人如织的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略显冷清。但每年的3月初，全国“两会”都在万人礼堂举行开闭幕式，这时，大会堂又恢复成一座安定人民共和国江山的大山。

　　寻史

　　交锋：大会堂是中不中、西不西吗

　　1958年11月初，几经修改后，当时还被工人们称为“大会堂”的人民大会堂，规划面积确定为17万平方米，比故宫的全部建筑面积加在一起还要大。这一规划面积一经公布，立刻引来了轩然大波，专家们纷纷提出质疑，书面意见竟然如雪片般飞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

　　见到这样的情况，周总理赶忙在御河桥的交际处召集专家们一起开会讨论大会堂的设计问题。

　　会议一开始，著名的设计专家梁思成就坐不住了，他对周总理说，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在建设的过程中，采用的就是尺度放大法。让人一进入教堂，就感觉神权的至高无上和个人的微不足道。但是，这种方法用在人民性第一的大会堂上就不适宜了。梁思成还在纸上画了一个“头大身子小”的小人儿，向总理比划着说，就算把一个小孩按照比例放大一倍，他也不是一个大人啊。大会堂就犯了“小孩儿放大”的忌讳。

　　而北京工业设计院总建筑师王华彬教授则直指大会堂的设计是“一笔浪费”。从大会堂的大门口走到大礼堂，一共有5道门，中央大厅里的柱子用了180根。王华彬称，光线都被挡在了大会堂外面，内部肯定会采光不足，最后还得依靠人工采光，实在是浪费。

　　建筑专家张镈对大会堂的“大”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解释，天安门广场本身的超大面积，决定了坐落于其西侧的大会堂也应该体形庞大，不然会显得房子“小鼻子小眼”不搭配。

　　关于大会堂面积的争论刚刚结束，梁思成又站了起来，激动地发表观点称，大会堂几乎就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翻版，虽然在设计的细节上加上了一些中式的斗拱、琉璃、彩画，但是这种“西而古”的风格根本不适合大会堂。

　　面对情绪激动的专家，周总理不紧不慢地给大家讲起了故事。早年间菩萨实际上有两撇小胡子，看起来是印度人的样子，老百姓都觉得很别扭。画师于是把一张菩萨像贴在大街上，自己躲在一旁偷听百姓的评论，之后再根据大家的意见对画像进行修改，这才渐渐演变成了如今菩萨“不男不女”的样子，也渐渐地被人们所接受。再者，塔也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如今成了最具代表性的中式建筑中的一类。所以，在建设大会堂时，不能被狭隘的民族情结给局限住，而是应该“中外古今，一切精华，含包并蓄，皆为我用”。

　　周总理的一席话让专家们心服口服，大会堂的设计方案这才顺利通过了专家这一关。

　　赶工：被“锁”住的张百发爬窗户

　　“那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年份。”这是北京市原常务副市长张百发对人民大会堂建设年代的评价。

　　1958年，20多支青年突击队进驻人民大会堂工地，其中，就有张百发钢筋工青年突击队、李瑞环木工青年突击队、王学礼青年突击队、丁庆云混凝土工青年突击队等。当时，他们还被人们戏称为青年突击队中的“四小名旦”。

　　钢筋工张百发从14岁起就进到工地做工，1954年时在全国已是“小有名气”。那时候，甚至流传着“学百发，赶百发，一夜超过张百发”的口号。

　　在工地上奋战了10个月，张百发带领的青年突击队从最初的12个人，扩充到200多个人。突击队三班倒连轴转，从来没有休息过一天，即使是睡觉都从来不脱衣服。

　　当回忆起几十年前的往事时，原北京建工集团高级工程师杨嗣信笑着称，张百发这个钢筋工，他在人民大会堂干活的时候特别拼命。有一次，他好长时间没有睡觉了，为了让他能够休息一下，大家就偷偷把他反锁在房间里，出不来，就只能在房间睡觉。结果，谁也没想到，就算这样都看不住他。他发现自己被反锁后，把房间的窗户打开，从窗户爬出去，直奔工地，又去干活了。

　　1959年9月，人民大会堂全面建成。再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的张百发发出了由衷的感慨：“从来没进过这么漂亮的房子。”

　　寻史

　　突击：工地上24小时开“流水席”

　　10个月要完成人民大会堂的建设，又要保证质量。现在看来都是无法做到的事。可那个年代，不但做到了，而且工程从设计到质量，50多年过去了都无可挑剔。原一建退休职工郑如浩回忆，为了保证工程如期完工，一建创造出了“上下左右，立体交叉”作业方法，也就是主体框架搭好后，层层有人，每个点都有人。那时的工人都不分几班倒，随时都在工地上，吃饭也没有点儿，24小时有饭，饿了随时吃。工人大食堂设在现在的国家大剧院的位置。哪个工人饿了，就由另一个人替补，然后到食堂吃饭，吃饱了，歇过来了，再去替别人。

　　在最初几个月，因为干活的工人太多，还有个别外面的人混进大食堂吃“蹭”饭的。后来加强了管理，才杜绝了这种现象。

　　当时安装大理石和水磨石的任务中出现了“刘胡兰青年突击队”，是几名女工自动组织起来，她们开展搬运石料的竞赛，定额250块，女工马彩英第一天就搬运了638块，第二天女工王金茹又创造了搬运640块的最高纪录。每到有临时突击任务时，工地上的团员、青年，还要组成临时突击队。

　　寻史

　　音效：几百万个吸音器“升天入地”

　　人民大会堂的建筑面积是17万平方米，而其中的万人大礼堂就差不多占去了一半。在这么大的礼堂里，怎么能保证台上发言人的声音，能够清晰地传到台下每一个人的耳朵里去呢？这个问题难住了专家们。中科院的马大猷教授解释，声学处理的极限是人均6立方米的空间，而大礼堂平均每个人的空间高达9立方米，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听清台上的声音，那简直是世界奇迹。

　　如何让奇迹变成现实？中科院声学所、北京建筑设计院等单位的声学专家们组成了课题组，来攻克这一难题。

　　首先，专家们抛弃了常规的扩音器，而是把主席台上的声源，分散到每一个座位上。这样一来，台上说话的声音就能够清晰地传到每一个参会人耳朵里，就跟两个人面对面讲话那么清晰。

　　然后，建筑师们还在礼堂巨大的穹顶上，设计了许多看不清的小“星星”，其实，那是几百万个小小的吸音孔。隐藏在穹顶上的吸音孔，使得看起来平凡无奇的天花板摇身一变，成了一块巨大的吸音板。而二层和三层楼上的7000个皮椅底下，还特意安装了吸音装置。这样，即使主席台上发言的声音再大，大礼堂里也不会留下一点回声。

　　大会堂各项工程完工后，指挥部对于大礼堂的音响效果仍然感到不放心。这时，有人提议，不如邀请参加过大会堂建设的全体人员到大礼堂观看一场演出。不仅可以对工程的质量进行一次检测，另外，还可以作为对劳动者的慰劳。

　　当征求到大会堂建设工人和专家们的意见时，大家纷纷提出，想要观看一次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演出。在文化部的热情邀请下，当时65岁高龄、已很少再登台演出的梅兰芳得知是为上万名劳动者进行慰问演出，十分痛快地应允，并献出了自己的拿手好戏《贵妃醉酒》。

　　补白

　　革博与大会堂

　　基本对称 一虚一实

　　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两座建筑对峙在天安门广场的两侧。屹立在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南北长336米，东侧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南北长313米，两座建筑相距500米，基本对称。因此规划上要求它们的外形既要互相呼应，势均力敌，同时又要各有特色，避免雷同。由于人民大会堂的门廊是实的，廊柱是圆的，所以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门就设计成虚的，廊柱是方的。这样就各尽其妙，相得益彰了。

　　曾任市建筑设计院教授级高级建筑师、国家级设计大师的张开济介绍，这些设计原则都是周总理亲自拍板定案的，而且总理对建筑细节也不忽视。有一次，总理在认真细致地看了博物馆的立面图之后，感到廊柱的比例显得太瘦长了，因此要求把柱径放大一些。总理的眼光是很尖锐的，因为从立面图上看的确存在这个问题，可是博物馆的方柱子与对面人民大会堂的圆柱子，在视觉上的效果是有所不同的。圆柱子从立面或透视来看都是同一宽度，可是方柱子在立面图上只能看到一个面，而透视上却可以同时看到两个面。因此方柱子在立面图上看来比例正好的话，实际看来就显得粗了。张开济当面向周总理解释了这个道理，总理耐心听取，认为他言之有理，欣然同意不加粗柱径了。

　　民族文化宫

　　也曾遭遇搬迁难

　　1957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申请兴建民族文化宫，由于种种原因，搬迁还遗留了几户，因此未能及时开工。

　　1958年民族文化宫同民族饭店一并列入国庆工程项目。曾任市房地产开发经营总公司巡视员的李忠孝和工作人员到现场，详细调查了解了1957年搬迁时遗留下来的这几户的情况，其中有一所托儿所，是一位高级干部的母亲办的，是慈善事业，因为附近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安置，因此迟迟未迁。李忠孝立刻找有关部门请求协助做工作，尽快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与此同时，全市正在开展为国庆工程献房活动，中央某单位在西城区按院胡同献出一套四合院，房子不错，便通知他们去看房。他们一看便立刻表示同意，临搬迁时，负责人非常诚恳地说：“国庆工程不光是你们的事，也是我们的事，因为它紧紧地系住了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心，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共同完成它。”部分图片由北京建工集团提供 参考文献《首都建设者回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