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宏观环境如何，也无论国际金融环境如何，唯一知道结果，即未来一段时间应予大力发展的房地产项目必将进保障房住房。
　　囿于前车之鉴可以推定，当住房保障制度化以后，还会否有漏网人群？
　　该命题来源于目前的社会保障机制与制度，还有就是目前的保障性住房供给机制。
　　从全国范围来分析，我国住房保障形式分为以下几类：
　　政策性住房，涵盖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廉租房、棚户区改造、政策允许的集资单位房。但除经济适用房外的其它产品类型均设定了户籍门槛或者所谓人才标准，不构成覆盖。再加上保障房的总体供应量过弱，也无法覆盖整体应保人群。
　　政策性供应，主要有配建、定向开发、村镇类小产权房、政府收购单位房、财政补贴、农民工进城换购、拆迁还建等，这些也适当增加了住房保障量及力度。
　　由于住房保障制度研究已经有些时日，再结合目前调控风声鹤唳，因此指望研究出更新颖的保障房品类几无现实，唯一可以寄望的就是将上述政策性住房、政策性供应形成制度。
　　笔者仔细研究后发现至少以下八类人群将共同构成住房保障制度化以后的非保障人群，他们是：
　　类一：来本地就业的外地普通大学生。
　　目前城市集居成为现象，多数人选择到大城市淘金并居住，而这些城市囿于其容量与城市功能配比，只能提供少许位置供外地人，再加上有钱人用现金流挤占城市空间资源，导致各城市针对人口迁移制订了比较苛刻的政策，也就是只有人才才能引进，其它人等一律算是务工人员。
　　最大的一群就是来本地就业的外地普通大学生，他们不仅要拿较少的薪水来获得容身之地，还不是人才，并且他们又不是通常标准下的应保障人群，目前北京上海等地推出的公租房，说是有利这些人进入，但实施起来，享受者廖廖。
　　中国未来五年能够保障的普通大学毕业生平均将达到600万人次，这些人的主要去向依然是大城市或者特色城市，因为只有那儿有一定的岗位。
　　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教育体制造成更多量的这类被进入城市的非保障人群，即源于专业设置、专业教育结构、素质教育缺陷等多方面的过剩人才被流动到城市。
　　我们或可将之称为“教育后弱势群体”。
　　类二：无宅基地的进城农民工。
　　象重庆模式，农民工可以将宅基地置换为进城消费现金，这建立在有宅基地的前提之下。
　　那些山区农民工呢，没有宅基地，即使有也没有什么用途，如果他们进城谋生，以何居之？他们在就业能力方面最弱，在购买力方面也最弱，但为了养家糊口只能进城，在目前的政策中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类三：还建欠收的土著居民。
　　受益于高房价的城市不出现这种情况，但房价处于发展中的三四线城市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拆迁还建的现金流或者兑现的房子，相对于大家庭而言欠收了，怎么办？
　　也就是原本有居住空间，拆迁还建后反而住不下？怎么办？笔者就碰到好几个这样的钉子户，他们不是不愿意搬，而是政府给出的还建房面积不够用，现金不足以支付一套象样的房子。
　　我们可以将类二、类三共同称之为“制度化弱者群体”。
　　类四：早期下海的干部中破产者。
　　六零后当政，七零后主商，似乎时代造人。但成功者光鲜，不成功或无人问津。
　　笔者就发现这一群体很多，他们曾经风光过，他们曾经是最早试身商海的弄潮儿，现在却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他们既无法获得居住保障，更无法获得低保，完全属于被遗忘的角落。
　　类五：非职业经理人队伍。
　　想象过没有，当时代飞速发展后，会出现机器吃人的现象，马克思早就预见过。
　　现在中国属人力资本型发展，要赶超世界先进，必然造就机器吃人的智能资本化型的发展。
　　现存满足于人力资本型的所谓白领，所谓高级打工仔，有朝一日可能被淘汰，这些人既非高管类的职业经理人，亦非技术工人，还因为社会身份的显耀色彩，可能排除于保障之外。
　　我们可以把类四、类五合并为“非精英弱势群体”。
　　类六：离异一方无房户。
　　这项来自于新婚姻法的司法解释。父母给子女买的房子归子女所有，婚前购买的归个人所有，一方如果是无房户，多年以后离异，他们既不是保障人群，有些还可能由富及穷，成为流浪无产者。
　　类七：无法受让赠与或继承的下一代居民。
　　你贵为父母，当你出于好心为子女买房的时候可曾考虑，当社会进步后，赠与与继承是要收税的，过多的房子如果下一代能力不够，可能出现无法继承或接受赠与。反正国外已经出现过。
　　类八：买断下岗职工。
　　据说，当年一次性买断后下岗的干部职工累积8000万人之巨，那个时候，下岗经商也许有期望也许有目标，但毕竟不是每个下岗职工或者干部都能够创业成功。
　　在一份报告中显示，当年买断下岗的这些人中成功者所占比例为22%，相当于八成约6400万人不知道他们的住房是否有保障，即使有保障，如何参与？目前的制度也没有覆盖这类人群，因为买断，原单位也无法安置这些人的居住。
　　我们姑且把类六、类七、类八三者合计称之为“阶段性政策患者群体”。中国规划网北京8月1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