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汉、北京、成都等国内大城市相继因暴雨发生严重内涝，造成交通中断、财产损失。大城市的内涝暴露出了城市排水系统在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等方面的滞后。城市内涝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后，很多人把这归咎于城市规划滞后、工程缺陷和城市化进程太快。

    其实，原因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城市内涝并不是规划问题，也不是工程技术问题。城市需要配套何种程度的隐形基础设施，对于拥有专业人士的决策部门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每平方公里应该配备何种程度的排水设施，配备多少雨水口，埋多粗的排水管，不管是在规划上还是在建设上绝非技术难题，早在100年前就已经能够很好地解决。比如说， 一百多年前德国人为青岛市规划、建设的地下排水系统，今天依然在发挥作用。

    其次，城市内涝也不是城市化进程太快造成。人们爱用雨后春笋来形容城市化进程中拔地而起的高楼，但这只是一个夸张的形容词，一个新城的兴起，从规划到建设，需要数年时间，既有足够时间规划排水设施，也有足够时间建设。对于今日的政府收入而言，亦有足够资金。所以，说城市内涝是因为城市化太快，就如同说富裕的父母让小孩衣不遮体是因为孩子的生长发育太快一样荒谬。

    所以，城市隐形基础设施严重落后所造成的城市内涝，并不是一个因城市化太快而带来的规划和工程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管理问题。它反映了决策体系如何权衡“表面的和隐形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当代的和子孙的”、“GDP和民生的”、“政绩的和百姓的”等一些问题。当这个衡量机制一方的砝码偏轻时，很多事情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然后，在某一个时刻，以必然中的偶然形式出现在众人面前，让人措手不及。

    有人说这种决策失灵是全世界的决策体系都很难避免的问题，即使是西方选举制度也很难权衡长达几十年的利益分配，当政者往往重视任期内短期利益而忽视任期外的事情。的确如此，财政赤字、外债都可以看作短期事项，这普遍存在于世界各个国家。但是，我国近期城市内涝所反映出的“任期内短视行为”就极具中国特色了。在市场中，成本或价格的传达不真实，就会进而影响个体经济市场决策机制，最终造成市场失灵；同样的，不合适的社会管理体制也会扭曲利益和代价的传达，最终造成决策的短视和失灵。

    当城市内涝这种任期内短视不断发生时，面对横跨几个甚至几十个任期的教育、地方债、水电工程等时，决策的质量又怎么会不令人担忧呢？城市内涝只是众多决策失灵事项的冰山一角。在如今的中国大城市，能看到很多连西方都望尘莫及的发达的基础设施。但当图腾似的高铁以每小时300多公里的速度飞奔，宣告中国无与伦比的基础设施优势时，另一类隐形的基础设施却要依靠慈善来建设，比方说，希望工程正在推动义务教育方面的努力，但是，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而言，有基本劳动技能的人才是比高铁和机场更重要的基础设施。

    正如城市隐形设施和外露设施相协调才不会内涝成患，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必须协调好“表面的和隐形的”、“现在的和将来的”、“GDP和民生的”等问题。决策失灵和短视是当今社会管理创新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项目研究员）中国规划网上海7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