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或许再没有哪一个城市基于现代性的发展尝试，像西安这样会被人不断地用历史性的眼光来审视，甚至是审判。

　　这是一座古都现代化进程中的“宿命”。尤其是在北京、南京等历史文化名城此前进行现代化改造中，传统建筑和历史街区遭遇大面积破坏，以至于面目全非的背景下，人们对包括西安在内的古都城市所进行的任何一次建筑创新，都已经习惯抱以苛刻的态度。

　　在此背景下，作为西安世园会最具标志性的建筑，立于西安灞河岸边、小终南山上的天人长安塔，从一亮相就引来广泛关注。

　　这座出自著名建筑师张锦秋之手的长安塔，设计上借鉴了隋唐木塔的外形，但完全是用现代的技术和材料建成，是张锦秋用现代技术和材料对中国传统建筑进行诠释的又一次尝试。

　　这次，与张锦秋的另一作品大唐芙蓉园一度引发很大争议不同，长安塔作为“不一样的西安”新形象的典型代表，不但赢得了西安官方的认可，而且也赢得了建筑学界以及参观世园会的国内外公众的广泛认可。

　　长安塔成功了。这也成为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与现代建筑技术和材料成功结合的典范，并再次燃起了始自于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建筑(601668,股吧)师对传统建筑如何现代化的命题的思考热情。

　　背后，对于西安这座城市而言，除了城市传统建筑的传承与创新之外，还要深入思考的是，一个古都将怎样找回当年的盛唐气象，并完成新的历史时期城市发展的现代城市精神的重塑，进而实现城市的复兴。尽管这个城市或许将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的都城了。

　　而正在经历新崛起的中国需要思考的是，在与西方文明和文化进行对话的过程中，作为重要对话场所的古都西安的角色扮演是什么？今天的中国应该从其最辉煌的盛唐时期吸纳怎样的国家治理情怀和现代文明发展的基因？

　　一个现代性西安城的诞生，不仅是一个古都现代化的问题，也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的问题。

　　1. 从大雁塔到长安塔

　　当记者站在世园会13层99米的长安塔顶层的时，忍不住将目光投向了东南老城方向，试图在蒙蒙雾气中，寻找到那座始建于公元652年的大雁塔。这座佛塔外形敦实、简朴，它屹立于城南大慈恩寺内一千多年，见证长安城自唐以后由胜而衰的全部历史。

　　据记载，玄奘法师为供奉从印度取经带来的佛像、舍利和梵文经典，在大慈恩寺亲自设计修建了5层的砖塔，后在武则天时期整修为现在的7层砖塔。就塔的形状而言，明显是借鉴了印度佛大的样式。

　　张锦秋在其《天人长安塔创作札记》称，长安塔的结构造型来源自隋唐木塔，方形塔体，稳健的逐层收分以及深远的出檐。

　　这使得塔体有深深的“长安”烙印，让人一下子就联想到大雁塔和小雁塔。然而它又不是大、小雁塔，它是由唐代方形木塔演绎而来，塔的外观造型具有唐代木塔的结构特点。

　　在建筑技术上，长安塔充分运用了斗拱这一中国传统建筑中的承重和艺术构件，使塔各层挑檐之下形成一个外围走廊，便于人们凭栏远眺，观赏风光。不过，这个斗拱又不是传统木结构建筑的斗拱，而是将弧形斗拱直接取直，且材质上采用金属构件，显得简捷、轻盈、美观，从而使长安塔既有唐风唐韵，又具现代美感。

　　西安市规划委员会总规划师韩骥说，塔是长安城的图腾，大小雁塔和长安塔是祖孙的关系，就好比老祖宗是达官贵人，而长安塔也是哈佛毕业的，但他是个中国人。

　　长安城发展的历史显示，自从大雁塔产生以后，这座城市的发展总是被这座塔若隐若现的影响着：从城市空间格局来看，尽管现在的朱雀大街被认为是西安老城区的中轴线，但这个城市的心理轴线却是穿越含元殿和大雁塔的这条南北轴线，而后者被多位权威的研究者认为，这才是隋唐长安城真正的中轴线，并自此深刻的影响着这座城市的空间布局。

　　直到今天，西安市的城市规划都依然将大雁塔城市当作景观规划中的那个“锚”，是西安城市空间格局规划的天然坐标之一。

　　韩骥告诉记者，在西安的城市规划中，一度主要是围绕大雁塔做文章。

　　事实上，中国的城市与塔之间的关系，并非从长安城的大雁塔开始。隋唐之后，塔就是城市最重要的一个建筑类型，除原来的钟鼓楼、城墙、城楼之外，高大建筑就是塔。由于塔的出现使得中国城市景观更美丽了，塔从一出现就具有标志性意义，“可以说是一座城市的图腾”。

　　长安城与塔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更加密切的。除了大小雁塔之外，历史上，长安城西南还有两座高塔，就是专为平衡扩建后的长安城东西地势不平衡所建。

　　上世纪80年代，在西安的市徽评选中，中间带有大雁塔的标志最终胜出，足见大雁塔在西安民众当中独特的地位。所以，作为本次世园会建筑群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建筑，张锦秋用“塔”这一建筑样式作为表征现代西安城市精神的符号，除了在城市风水上的“宝塔镇河妖”的说法外，也充分表达了对长安城市历史和建筑传统的尊重。

　　“长安塔是个现代的东西，一点都不古老不陈旧，但是确实又是中国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西安多年来一直追求的一种韵味。”韩骥说，“一个城市因为现代化的进程，不可能要求每一座建筑都有传统，这是不现实的，但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如果能做到既现代又传统，那这个城市的风格就能确立了。”

　　2. 建筑之外的城市传统继承

　　当然，张锦秋在西安的建筑作品，并非每一件都像长安塔这样赢得社会普遍的认可，更多的时候，带来是争议，包括目前已经成为现代西安标志性城市建筑之一的大唐芙蓉园。

　　位于大雁塔之侧的大唐芙蓉园，占地1000亩，其中水面300亩，园内唐式古建筑在建筑规模上全国第一，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群，集中了唐时期的所有建筑形式，被誉为是一本完整的唐代建筑教科书。

　　总设计师张锦秋曾师从梁思成学习中国古建筑，大唐芙蓉园是按照她研究的唐代建筑，建造出的现代人“想象”中的唐城。在设计原则上，大唐芙蓉园遵循古建筑应是延年益寿，不是返老还童的原则。建筑材料设计均采用砖瓦混凝结构与木材结构相结合，既保存了唐代建筑的原貌，又能使古建筑长久不受损害。

　　纵然是这样，对于通过如此形式来实现对古代建筑的追忆，还是被很多包括建筑界的学者认为是在建设“假古董”，刻意追求形式上的仿唐，并非是中国传统建筑求新的成功典范。

　　此外，张锦秋的另外两个作品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和陕西省图书馆，亦被列为新唐风的代表作品。但是，因为古典建筑就是单层或两层，体量很小，为了体现威严必须用高台和广场，而现代城市中很难采用，这就使得陕西历史博物馆虽然通过设计一个院落，用院落围起一个可控的空间，“感觉是找回来了，但依然无法完全展现古典建筑的神韵”。

　　是不是所有对传统建筑的尝试都是徒劳了呢？

　　从世界的建筑发展来看，这个世界太多样了，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建筑都经过提炼、改造了，比如现在看到的巴黎不是古代的，150年前经过大的改建，保留了很多古代巴黎的建筑符号，但是建筑都是现代的，像香榭丽舍大街两边建筑六七层的，不是古代的。

　　“中国没有经过文艺复兴的阶段，所以要用就得用古代的，其实中国应该经过这样一个阶段，出现五六层的、有大屋顶的、民族形式的建筑，再过二三百年，这样也许中国就有比较成熟的中国民族建筑形式。”韩骥说。

　　而考虑到真正在一个现代的城市建筑中简单用古典的方法是很难的，韩骥曾经的一个预测是，中国的风水学很多很好的理念，如果能和中国现代的建筑结合起来，就叫风水建筑，建筑从形象、材料、结构上看非常现代，但是在空间感觉上是中国式的，该有对景、背景的地方都有，左邻右舍都有照应”。

　　这或许可以成为更隐蔽的对中国传统城市建筑规划的继承模式。而且，日本曾经有一些建筑师想搞这样的建筑，只是由于他们在风水上素养不够，而未能有所成就。

　　此外，秦代开始，中国城市规划就有大视野的特色，其宏观把握完全超越我们日常的一些习俗。比如汉长安城的中轴线南到汉中北到内蒙就是一条直线，而且为了保持这个直线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从实用主义很难解释。

　　“这就是伟大民族和伟大国家的气势。如果很好地研究中国历史城市的规划手法和理念，就能真正感觉到汉唐时代真是气势宏伟。”韩骥说。

　　3. 恢复山川形胜的复兴

　　如果说张锦秋和韩骥在努力通过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创新或者是传统城市规划的坚持，来完成西安城市现代性的塑造的话。那么王军则是选择了通过治水进而实现山川形胜的恢复，来使西安重新找到盛世长安的气象。

　　“祓禊祓禊，杨柳依依，沐之灞水，风乎东隅。坐看终南紫云起，咏而归情自怡。

　　祓禊祓禊，流觞水曲，惠风和畅，把酒索句。走笔龙蛇醉烟絮，咏而归乐而居。

　　祓禊祓禊，霓裳羽衣，春城飞花，踏歌青堤。长安水边多佳丽，咏而归长相忆。”

　　在世园会的开幕式上，时任西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西安世园会执委会副主任王军作词的《祓禊谣》赢得了广泛好评。这首短歌，很有画面感的将灞水之滨的浪漫人文气质展示了出来，而背后则是对浐灞地区历史山川地貌在文化层面的还原和再现。

　　王军告诉记者，浐灞的生态治理就是希望通过对山川地貌的恢复，实现对盛唐气象的追忆，“山川形胜恢复了，这城市怎能不是唐代长安呢？”

　　2004年，西安市浐灞河综合治理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挂牌成立。与其它城市新区不同的是，这个管委会在成立之初，唯一的工作就是治理浐河和灞河。一直参与浐灞区的规划设计工作的上海同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李毅说：“当初我们做规划的唯一目标，就是生态。”

　　但经过7年的时间，西安世园会在浐灞正式开幕的时候，从长安塔俯瞰整个浐灞地区，这里除了大片的湿地公园以外，灞河的一侧，商用和居住建筑已经完成很多，而在此之前，这一地区也被陕西省和西安市确定为承载打造区域性金融中心的重要功能区。

　　已经没有人可以否认，这里已经是一个初具规模的浐灞新城了。

　　而浐灞地区通过生态治理启动城市发展的模式，也被认为对西安其它城市板块的发展具有示范意义。

　　截至目前，西安在新旧分治的大原则之下，经过多年开发区带动发展战略的实践，老城周边已经形成八个颇具规模各具特色的新区，环城而居。对这些相对独立的区域，大致被分为三类：一类是老城区，一类是产业驱动的工业化城区，可以称为准城区，另一类就是浐灞这样通过生态治理来形成的新城。

　　“西安有很多新区，但忽视了整体的城市结构，虽然各个区建设得比较好，但会损失长久的竞争力。在这历史的关头，西安造了很多珍珠，现在要考虑怎么建成一个珍珠链，而浐灞已经在考虑怎么对接整个城市，融入到整个城市的结构中去。”浐灞生态区管委会副主任丁学俊说。

　　“浐灞对西安的意义，是下一步西安还有一些新城要建设，这些新城的起步，浐灞有示范作用。”韩骥告诉记者。

　　而事实上，围绕西安市的水环境治理已经在多个区域纷纷展开。南部，拥有西安曲江水厂、西安南郊水厂等重要水源地的曲江新区开展了芙蓉湖、兴庆湖、南湖和护城河的建设和治理，西部的西咸新区则由西安和咸阳两市分别开始了泾河和沣河的治理，而在西安城北，声势浩大的渭河治理工程也已拉开了帷幕。

　　而王军也向记者强调，浐灞通过生态治理回归城市本位的发展模式，不仅具有城市发展的经济理性，也具有西安复兴的文化理性，“山川地貌的修葺必然让这城市披上的历史外衣更具备内在的气质，而浸润着历史感觉的现代生活，也必然会逐渐生长出自己的新传统来”。

　　4. 西安治水的历史逻辑

　　对长安城而言，除了建筑之外，水是另一条最能体现这个城市历史传统的逻辑，甚至比建筑还要重要。与其它城市一样，西安与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千年长安城的兴衰与水之间的演绎，恐怕是任何一座其它城市所无法相比的。

　　西安地区丰富的水文条件一度是帝王在此建都的最重要的自然考量。该地区最早的城市水利建设，大致可上溯到西周丰镐二京时期。二京隔沣河而望，丰京在西，镐京在东。

　　此后秦都咸阳横跨渭河两岸，并在渭河上修建了横桥以利交通，而且，后来的考古发现，在这一时期就已经开始掘井取水，并修建一系列排水管道，城市水利建设相当发达。

　　而到汉长安城时期，除了城市底线管网设施进一步发展外，城西南的人工水库昆明池开始发挥城市供水的重要作用，池水经由三条渠道输供长安城，对长安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井渠共济”的城市供水体系开始出现。

　　这对考察西安的城市发展历史非常关键。西安城地下水苦咸由来已久，隋初放弃汉长安城基址，而与龙首渠一带营造大兴城，就是基于“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之故。大约从唐天宝末年（755年）开始，唐长安城地下水也出现污染状况，且延续下来，

　　直到今天，在西安城西门永定门的瓮城内，有一口大井，这口开凿于明清时期的大井一度解决了城内很多人的用水之需。如今已经成为重要旅游景点的这口大井，在记录了那段城市供水危机的同时，谁能否认那是西安城与水之间的一段辛酸往事呢？

　　而最近一次西安供水危机发生在1995年夏天，城区缺水80天，50万市民断水，这一年西安市的供水缺口达到了40万立方。许多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西安人都还记得，那一年，带着水桶上下班的自行车大军已然是街头一景，至今历历在目。

　　这是西安近二十年内发生的最后一次水荒。此后，跨区域调水，成为西安解决引水困难的主要手段。目前发挥主要作用的，是黑河引水工程，该工程主要有三大水源：黑河水库为主要水源，石头河水库为补充水源，石砭峪水库作为备用水源。

　　而正是这次水荒，直到目前，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认为西安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而陕西著名作家贾平凹所描述的“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的语句更是深入人心。

　　以至于，在西安市提出新的城市推广语“华夏故都，山水之城”时，很多

　　人感到很吃惊。“不过，这次世园会举办以后，就不会有争议了”。

　　对西安来说，本次世园会在向世界传播一个“不一样的西安”时，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告诉外界，西安不缺水，这里具备再次成为一个国家化大都市的水和资源的承载能力。西安今天的治水，绝不仅仅是对“八水绕城”的追忆。

　　5. 与西方的对话从未断裂

　　黑河引水工程提上议事日程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的背景之一是，西安由于多年过量开采地下水，著名的钟楼、大雁塔均发生沉降，大雁塔甚至因此而倾斜。

　　于是，西安城市发展的逻辑再次回到了大雁塔。

　　而如果追寻着大雁塔的逻辑对长安城历史进行讲述的话，就会发现，这座高大建筑对这座城市的影响不仅表现为对城市空间格局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流的见证者而出现的。

　　盛唐时期的长安城，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城市，也是实际上最重要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场所，包括货物、音乐、艺术，当然还有宗教。而提到宗教，除了与大雁塔一起载入史册的玄奘法师外，大约在同一时期，还有另一个颇觉代表性的事情，那就是大秦景教在中国的流传。

　　今天，西安碑林的展示大厅里，一块让无数西方基督教徒神往的碑刻，安静的屹立在那里，这就是《大秦景教流传中国碑》。

　　该碑立于唐建中二年（781年），1625年在西安出土，遂成为了西方奉为基督教在中国合法传播的重要文献，也让西安在盛唐以后，尽管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出现东迁和南移，因为这块碑，再次使西安在西方世界备受关注，很多西方人更是对来到西安一睹这块碑的真容而跃跃欲试。

　　期间甚至出现了这样一个传奇的故事，1907年，一个叫何乐模的丹麦探险家来到了中国，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仿刻了一块，并历尽艰险运到美国，在美国展出8年，并用石膏仿制多块送给西方国家的一些博物馆，使得更多的人得以近距离参观，而这更激发了西方人对西安的关注。

　　当然，更多的西方人来到西安，不仅仅是因为这块碑。在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史红帅看来，自唐以后，西安与西方世界的交流并没有断裂，而是一直在延续着，而且，在很多西方人看来，以西安为代表的内陆地区，依然是考察中国和认识中国最应该去的地方。所以，很多西方的探险家、记者、传教士依然将自己东方之旅的重点放在西安。

　　“在他们的心目中，直到明清和更晚近的时期，西安都是一个繁荣的城市，其高大的城墙和巍峨的牌楼，可以与北京不相上下。”史红帅说。

　　史红帅向记者总结了唐以后西安与世界进行对话中几个标志性事件：

　　首先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与山西巡抚集中杀害一批在华传教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时任陕西巡抚的端方，不但没有杀害在西安和西北地区的外国传教士，而是将这一地区的传教士护送出了陕西，这为陕西和西安在世界上赢得了很好的声誉。

　　但11年后的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却发生了当地哥老会攻击并烧毁了位于西安南郊的北美瑞挪会学校事件，2名外国传教士和6名外国学生被杀，史称“南关教案”。后来该事件被一个叫贝克曼（beckman）的传教士写进了自己后来在美国出版的一本书中，并将此事件渲染为“西安大屠杀”，一时间引发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恐惧，这甚至可以被看做比较早的中国威胁论的起源之一。

　　如果说这些事件在西安与西方建立的联系中，西安还是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性城市而被人认知的话，那么，1936年西安事变的爆发，使得西方再次意识到，西安这个曾经的帝国政治和权力中心，在安静了多年以后，这个地方再次上演了可以左右中国历史进程的一幕，他们发现，对中国历史演进的关注，依然无法忽略西安这个城市的存在。

　　再后来，就是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让陕西和西安再次为世界瞩目，并成为来中国考察和旅游的首选之地，更加强化了其认为这里是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根脉的印象。

　　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开启访华行程的时候，将其第一站选择在西安，并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要了解一个民族，就要了解这个民族从哪里来”。此后还有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西安度过了自己的56岁生日。

　　而这些西方政要的到访，恐怕多少都带有克林顿的心思，那就是，在面对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崛起时，他们都希望知道这到底是威胁呢，还是机遇，而最好的答案恐怕需要到西安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为强大的时期的政治和权力中心来找寻。

　　今天，世园会在西安的举办，使得世园会第一次完全超越了一个简单的园林展览，不可避免的成为了一次文化事件，而在这次展会中，西安用自己城市发展实践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诠释，来告诉世界一个“不一样的西安”，此外，更重要的是告诉世界中国文化的包容态度。

　　6. 再次成为文明对话的场所

　　公元7世纪到9世纪二三百年间，全世界的文明制高点在长安，那时的长安是一个文明输出者的角色。但是，如今，西安已经回不到周秦汉唐的鼎盛时期，也不可能再次回到都城时代了。

　　李令福对记者分析，如果只是围绕着“四关之中”、“八水绕长安”、“千水之国”去探讨永远解释不了，“应该用中国历史的大势来研究”，政治中心是由军事中心、经济中心和战略来决定的。首都北迁的原因，在其看来有两个：其一，宋代以后是海洋文明时期；其二，中国军事斗争的中心从唐朝之后转到东北地区。

　　“西安必须习惯于将自己看成一个普通的非都城来看待，而不能一味的沉浸在都城时期。”史红帅说。

　　但是李令福也认为，在盛唐时期，应该是存在中国文化复兴的基因的，只是，我们在新的经济崛起的背景下，如何继承好这个基因，并结合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的现实，升华出新的中华文化的精神，并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贡献。

　　一千多年前盛唐时期，长安曾经是世界瞩目的国际大都市，台湾学者许倬云曾用8个字状绘唐朝时中国（当然也包括长安）的社会形态：“容纳之量，消化之功。”在这里，“容纳之量”指的是面对八面来风敢于敞开胸怀的度量，而“消化之功”则指的是对外来文化能够经由“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么一个过程加以吸收的能力。

　　“无疑，这是一种让人神往的文化姿态。”陕西省杂文学会会长商子雍说。

　　此外，本次世园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西安再次代表中国与世界对话的目的，不过，其另一个不能忽视的价值是，提醒人们重新思考城市的发展。

　　西安能否再次成为中国新时期城市治理和发展模式输出的代表？

　　今天，全球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另外30亿人或将在2050年之前加入城市居民的行列：城市化步伐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直呈现进一步加剧的趋势。任何一种可持续发展战略都已经离不开城市，它们在我们所面临的一切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卫生或文化问题中居于核心地位。

　　不过，城市作为生活的主要载体，在创造财富和知识的同时，也滋生出一系列的发展问题，成为众多社会冲突与环境恶化的根源。人类或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需要重新发现和认识自己所生活的城市，因为，这将直接与人类能否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密切相关。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寻找一条出路，是21世纪摆在所有政治、社会、经济和环境学家们面前的难题。

　　本次西安世园会在其6个月的展览，如果可以通过西安这个现代版的城市发展故事，将“天人长安，创意自然”、“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引领时尚”等主题传播给更多的城市决策者和在城市生活的人，无疑是对找到纾解全球城市治理和发展困局对策的巨大贡献。

　　这，值得期待。 中国规划网西安6月1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