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市长黄兴国（资料图）

布局决定格局，格局决定结局。没有人能否认天津是一座飞速发展的城市，天津不断超越自己也超越先行者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天津市市长黄兴国的时点，正值天津市综改实施3年整，也是他本人调任天津的第8年。在这8年里，他历经了天津以及滨海新区发展的各个重要时点：滨海新区综改区从申请到批复，再到改革建设的全过程，黄兴国的历历在目贯穿起两个多小时的专访。

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三年实施计划》正进行收尾阶段，一份多达17个分项的总结报告，彰显出引全国瞩目的政策资源和跃进决心，作为继浦东新区后的全国第二个完整意义的综改区，以及国家定位的“北方经济中心”，天津滨海新区在三年前领命上路，期间的综改之路“渐行渐远”又“渐行渐近”，综改解决了诸多制约发展的瓶颈的同时，又“发现了更多的问题”。

没有人能否认天津是一座飞速发展的城市，天津不断超越自己也超越先行者。其近几年的GDP增速一直维持在17%左右，滨海新区更是达到了25%左右，在2010年滨海新区的经济总量历史性地首度超越浦东新区。而天津没有宣扬这一成绩，黄兴国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我们不能仅从总量上与浦东比较，在体制机制等各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学习空间。

外界看到了天津金融等领域的迅速突进，在这些外界关注度极高的显性改革的同时，天津也在毫不放松地抓“小城镇建设”、“职业教育”以及“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这些年改革实践告诉天津当局者，综改是一个整体协调推进的系统工程，在改革深化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是几何级数的变增，所以“必须从宏观上进行统筹考虑，这些都该是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天津迎来的并不都是赞扬。对于外来投资占比经济的色彩明显，特别是央企重型工业大项目的迅速聚集，黄兴国说在天津全局的既定发展战略中，都将考虑到民营经济的协调发展，曾主政浙江宁波的他，认同这本身就应该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应有之义。

面对天津经济发展“增速斐然，但变革不及预期”的外界指责，黄兴国没有回避这一话题：“其实这两者是同步的。”对于其中引外界高度关注的“OTC市场”、“港股直通车”等热点领域并不顺利的推进，他的回答是，“东方不亮西方亮”，这等待的过程中天津做了多种改革发展的尝试。

“综改”与“发展”的变奏

如果说天津这些年发展很快，没有人会反对。但同时天津还肩负着另外一项国家使命，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作为继上海浦东后的全国第二个完整意义的全领域“新特区”，有外界评论认为，发展和改革两者并不是同步的，黄兴国将如何应对这一评论？

《财经国家周刊》：从2005年国务院批复滨海新区为综改区6年来，天津的经济社会取得飞速发展，经济增速特别是投资增速非常高，但同时外界也感觉作为国家的“新特区”，在一些引人关注的重点领域的推进好像不如原来设想的那么快。您怎么看“改革”和“发展”两条推进主线之间的关系？

黄兴国：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是国家做出的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对天津非常关心和支持。总书记对我们说，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像上个世纪80年代中央部署深圳等经济特区发展来带动珠三角地区，上个世纪9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浦东新区的开发，带动了长三角地区的发展一样。

总书记说，环渤海地区的辽东半岛也很重要，山东半岛也很重要，为什么中央要把战略的重点放在天津滨海新区呢？滨海新区是环渤海的中心，背靠京津两个大城市，又有一个非常优良的港口，诸多高校、大院大所都高度聚集在这边，有华北、西北广大的腹地可以辐射，希望天津的同志不辱使命把这件大事办好。

之后，特别是市第九次党代会以来，在高丽书记的领导下，我们坚持开发建设与综合配套改革同步推进，两者是互为条件的、是相互促进的，两手都抓得很好。

综合配套改革为整个天津的发展、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提供了动力和支撑。没有综合配套改革不可能保持这么好的发展态势；由于这种开发和发展好的态势，也为综合配套改革提出了需要破除的体制障碍，需要我们来回答，我觉得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是两手协同推进。

滨海新区综改所确定的十条改革试验，实施结果好不好是可以检验的。其一，社会稳定不稳定，它可以检验，天津的社会是比较稳定的；其二，发展得怎么样也可以检验，天津滨海新区去年一年GDP增幅25%，财政收入增幅36%，应该说效果很好。

改革是随着发展不断变化的，原来设计好十个方面，在操作过程中，各方面在不断发展变化，我们在变化中适时调整。

《财经国家周刊》：在滨海新区综改方案里，提到了在全国都感觉非常有亮点的试点内容，比如说OTC市场建设、“港股直通车”以及土地、涉外体制等各项引风气之先的改革，后来的实质推进好像并不明显。

黄兴国：我们的综合配套改革在协同推进，十个大的方面都搞得不错，确实有许多新的亮点，它对天津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和支撑作用。

金融改革方面，“OTC市场”、“港股直通车”这几件事虽然还没有实现，但是我们也有别的亮点，正可谓“东方不亮西方亮”，其他这些亮点更贴近天津发展和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实际。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它肯定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北京是中国金融机构的总部聚集地。天津怎么来发展？应当找好自己的定位。天津金融改革的目标是，建设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和全国金融改革创新基地。

关于OTC市场的建设，我们在制度、法规方面作了深入研究，组织专家用两年多的时间编写了厚厚的两、三本实施材料，应该说准备得非常充分了，包括“港股直通车”也是这样，我们在控制风险规范、制度建设等方面都做了充分的论证，制定了较为可行的方案，正在等待国家有关方面的批准。

金融改革的主动权，并不在地方手里，它必须在国家有关部门许可的情况下有序进行，有关部门没有批复，说明现在的条件还不够成熟。港澳台的新闻记者非常关心这件事，每年开人代会都问我这个事，我告诉大家，我们要做的就是充分准备着。

几年来，围绕金融改革发展目标，天津已经聚集了各类金融机构达1200多家。

金融改革等方面进展，我给你举四个例子。

第一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天津搞得应当是非常好的，现在有960多家基金注册，1700多亿的注册资本金。私募股权基金协会也建设起来了，还办起了专门的金融杂志。

第二是在“金融租赁”方面有了重大的突破，现在已经有23家租赁公司，去年的租赁额大概在1600到1700亿这样的规模，占到了全国24%的份额。像空客的厂房也是租赁的，政府建好，租赁公司买走了，地方上赚了6个亿，租赁公司再租给空客公司，空客公司不要一次性投太多的钱建设工厂，而是慢慢一点点地付租金。

第三个是“融洽会”，每年举办一次，去年来了36个国家和地区，3000多个机构，7000多人参加，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品牌。我们搭建这个平台，让世界各地各类基金与中国广大的中小企业对接，让资本找公司，公司找资本，效果非常好。

第四个是创新型的交易市场，现在有渤海商品交易所、排放权交易所等八个，马上要筹建的是航运交易所等几个，这些市场建立后，将有力促进金融要素在天津有序流动，服务于环渤海区域的发展。所以，金融创新我们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做出自己的特色。

“天津速度”与“统筹改革”

在“白加黑”、“五加二”的火热建设激情下，天津创造了全国闻名的“天津速度”，而在飞速发展的同时，天津也在最近两年着手对滨海新区的行政体制进行了系统的变革，各项改革各有难处，而行政体制变革尤甚，天津这次下决心动刀体制，也为全国其他地区经济功能区与行政区划之间出现的一些现实矛盾，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系统解决方案。

《财经国家周刊》：近些年天津的经济总量实现了高速增长，在去年滨海新区的经济总量更是超越了浦东新区，天津的快速发展是怎么实现的？

黄兴国：我想滨海新区的总量超越浦东这件事，不能单从数量上看，我们还不完全在一个层面上，尽管我们稍微多一点，但是浦东的体制成熟的程度，它的运营的效益和质量，它的开放度和影响力，我们都有差距。尽管我们各有特点，作为滨海新区来说，要学浦东之长，补天津滨海新区之短，虚心地向浦东学习，慢慢把滨海新区发展壮大起来。

如果说天津近些年发展的速度很快，这确实是事实。我们招商引资的力度是很大的，现在每一个区县和功能区都有三到四支招商队伍，让他们自己内部形成竞争的态势，如果一个功能区只有一个招商队伍，他就没有竞争、没有压力。

《财经国家周刊》：了解滨海新区的人都能看到，滨海新区从去年开始启动了一项多年一直想启动的重大改革，就是新区的行政体制改革，滨海新区从“管委会阶段”直接迈入了一级政府阶段，实现了一步到位的改革，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全国各地来讲，经济功能区与既有的行政区之间越来越多地面临着调整的命题，天津的改革提供了一种思路和决心，天津是如何考虑这一改革思路的？

黄兴国：这确实是一项重大的突破。

滨海新区原来那种体制是适应此前的开发水平的，随着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它故有的东西就碰到了许多矛盾，资源配置优化难以保证，规划组织难以实施，产业聚集效应也难以实现，行政效能也很难提高，整体优势发挥不出来，迫切需要改革。

2009年10月份国务院批准了滨海新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2009年11月我们召开了动员大会，统一思想认识，到了2010年的1月份，滨海新区党代会，滨海新区人大政协会就全部开好了。2010年开局一年的效果很好，当然它在磨合过程当中还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但开端总体是好的。

改革的主要内容，第一就是建立了一个统一的行政架构，撤掉三个行政区，建立滨海新区一级政府。

第二建立了一个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部门非常精简，党委的部门只有六个，政府的部门十七个。

第三是设置了两类派出机构——一类是设立九个功能区的派出机构，主要职能是全力以赴搞开发，发展经济；第二类是在塘沽、汉沽、大港等区域设立派出机构，主要职能是社会管理，保障民计民生。设置这样两类派出机构，在全国是很少见的。

我们下一步设想是，慢慢地实行扁平化管理，滨海新区政府直接对着27个街道和镇，着重把街镇这个层面做强，派出机构层面的职能慢慢弱化，重心下移，固本强基，这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具体实践。

第四个是积极促成“新区的事情新区办”，此前属于市政府的许多管理职能，包括审批的职能，都下放给滨海新区，把它放在一个统一的办事大厅里，叫“行政管理服务中心”，新区所有事都去中心办。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了解到，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原来也讨论了几种方案，此前外界也曾讨论在改革过程中，可能会采取过渡形式，但是最后改革的结果是采用了最为直接的“一步到位”的方式，您觉得这个改革在最近两年能够进行推进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黄兴国：纵观改革过程，我觉得如果脱离实际，走得太快就不行，如果不看到这个客观实际不去改也肯定不行；市委、市政府实施改革以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和很周全的调查研究，可以说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吸取了方方面面的意见，考察了深圳、浦东的好做法，也请国家有关部门帮助我们，准备工作进行了两年左右；我认为我们在实施过程当中的领导力、组织力还是非常强的，当然很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滨海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识大体，顾大局，积极参与支持改革，为滨海新区行政管理体制调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国际都市”与“中国城乡”

经过数年的努力，天津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面貌已经初步形成，成为一张引领风尚的“国际脸”，与此同时，天津还是一座深具中国典型特征的“大城市、大农村”的特大型城市。

在外界关注成渝城乡统筹试验的同时，天津也在持续推进自己本就有的这项改革任务，这是天津综改的核心内容之一。天津的华明镇作为全国小城镇建设的典范成为了上海世博会的一个专门馆。对应沿海河双向拓展的“双城双港”路线图，其实蕴含着的是天津统筹城乡、分片发展的统筹思路，也为全国解决“大城市病”提供了“天津思路”。

《财经国家周刊》：天津的小城镇建设在全国是非常有特色的实践，华明示范镇的名气很大。我们在发展城市经济的同时，是如何来谋划小城镇建设的，我们的城乡统筹发展试验怎样区别于其他地区？

黄兴国：我认为在城乡统筹方面天津做的是非常有特色的，大城市郊区的城乡统筹发展是一项有突破性的改革。因为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是国家战略，天津不能忘记作为一个特大型城市，还有350多万农民。

你说的华明镇在上海世博会上作为城乡统筹建设小城镇唯一的一个典型，在世博会最佳实践区作为一个专门的馆展出，参观的人数超过200多万，现在国内外来天津参观的已经有1000多个代表团，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来华明镇实地视察过。

在这背后我们是有一个系统思考的，而核心是一切为了农民。

我们首先要认识中国的农民是非常伟大的，中国革命为什么能成功，就是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依托的力量是农民，而农民的核心问题是土地。解放初的时候我们国家实施土地改革政策，把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为什么在农村开始启动改革？用土地承包到户办法把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

中国的国情是农民占大多数，这里面有深刻的道理。中国的农民为什么伟大呢，我认为中国的农民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三次大的贡献，第一贡献是农副产品，第二次贡献农民工，第三次贡献农用地，没有这三次大的贡献，工业化“化”不了，城市化“成”不了。

农民做出了重大贡献，综合配套改革的任务之一，要把农民的问题解决好，我们的目标是让农民“安居乐业有保障”。

比如我们搞的华明示范镇试点，主要把握两条，第一条基本农田不能占用，因为有国家18亿亩的红线，这个红线不能突破；第二条是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一定使他感到这个政策对我有利，“我拥护，我赞成”。

总的来说，我们叫“三区联动、四金农民”。

三个区联动，就是把宅基地盘活。华明镇有宅基地1.2万亩，4000亩搞小城镇建设，4000亩通过市场出让，还有4000亩搞一个低碳工业园区，这样就业就解决了，居住就在居住区里面，工作在产业园区里面。

所谓“四金”，就是多数农民有四金：有租金(原来承包地不种了租给人家有租金)、股金(村办企业股份量化到人)、薪金(在工厂就业有劳动所得)、还有保障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这样就实现了那七个字“安居乐业有保障”。

《财经国家周刊》：其实各地关于农村的改革试验，质疑声也多出在农民的土地，觉得是不是谋求点就在农民的土地上，包括现在对“农民上楼”大家也非常敏感。

黄兴国：不能简单讲“农民上楼”这么一句话，如果我们把农民要解决的问题都解决好了，家家户户都实现“安居乐业有保障”，他还有什么意见呢？华明镇没有搞试点以前，因为开发区征地拆迁补偿工作不到位，每年8000多人次上访，我们搞了华明镇试点之后没有一个人上访，这说明一个道理，只要我们的工作符合人民的愿望，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

天津在城市的周边建设41个小城镇，一个小组团5万人左右，它是一个和谐生活的宜居共同体，小城镇里，小学、中学、幼儿园、大卖场、污水处理、暖气、太阳能、中水回用、超市、停车场、博物馆、医疗设施、文化设施、老年活动室应有尽有，空气又很新鲜，实现了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

《财经国家周刊》：从天津的规划来讲，现在是“双城双港”战略，两个城区是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小城镇群环绕双城之间，其实是形成了一条连绵海河的大的经济带,我们的这个城乡统筹的谋划是不是对大城市管理的综合考量？

黄兴国：非常对，城乡统筹的改革试验，我们做过深层次思考。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不解决好农村农民问题，以后会不断形成城中村，问题可以无限扩大，最后还是要政府解决，所以我们必须超前对它作一个系统的、全面的考量和规划。

其实小城镇环绕在城市中心的周边，大城市中心区的房价也得到了调控，交通拥堵以及城市的卫生、教育设施的承载的能力得到了缓解，它将对城市管理的系统改善。

有人问我天津这座大城市的交通拥堵怎么治理？我认为拥堵的根本原因在于城市的布局。

“布局决定格局，格局决定结局。”这句话我经常讲，一个城市有好的规划，好的布局，就不会形成严重拥堵的结局。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注意到天津在职业教育方面发展非常之快，而且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天津也成为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我们是如何考虑这一改革的？为什么选择这一项重点突进，与天津市的改革顶层设计是怎样的关系？

黄兴国：国家教育部把天津作为全国的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近3年来，我们的改革探索做得还是比较好，成为综合配套改革当中的一个大亮点。

我们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众所周知，二次大战之后德国、日本都是战败的，但他们后来的经济发展搞得还是非常好的，特别是产品搞得非常得棒，原因有很多，有文化背景，民众的严谨、勤奋、精细、敬业的原因，此外，我认为他们职业教育的成功，非常关键。

天津的目标是建设“北方经济中心”，首先是建成北方制造业的中心。在这个过程中，高层次的领军人才花多少钱都可以引进，但是我们还需要数百万有技能的劳动大军，这个靠我们自己来培养，我认为这是我们综合配套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天津这个城市，六年以前人口的平均年龄已经到了40岁，通过最近五、六年年青人口的引入，下降到了37岁，我们想再通过五年左右，引进数百万年轻人，城市人口平均年龄能够下降到35岁，就会使这个城市变得年轻，充满着创新的活力。

显而易见，人口老化以后，吃养老金的人多，创业的人就少了，这个城市就缺乏活力了。此外，相对天津的发展，要与带动和服务中西部地区发展结合起来，所以，职业教育改革，我们做了这么四个方面大的思考。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中外合作，东西联动”的方式来发展职业教育，其中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投资400个亿建设一个50万人的高级技工、技师的培训基地，建成后有20万人在校脱产学习，30万人在岗培训，每年形成50万人培训规模。

现在这个培训基地正在形成，七所高职学院和体育场馆、图书馆等各项设施都建好。以后我们还可以与青海、新疆中西部地区签订协议，让西部、中部的中学生到天津来培训，取得“双证书”——毕业证书和职业技能证书，毕业后让他们在天津就业，使他们成为天津的新市民。

这样，天津引进的不是一般的农民工，而是经过培训之后有技能的年轻人，这就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城市年龄结构，深层次地解决了人口老化问题。

我们做职业教育改革这件事，既能破解用工荒与找工作难的问题，又能破解东西联动问题，还能破解老年人口增加年轻人口比例下降的问题，第四破解了高端制造业发展，技工跟不上的难题，我们用统筹的思路来谋划职业教育改革。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改革应该是“一环扣一环”的综合配套改革，决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一定得系统的考虑，完整地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

央企项目与民营文化

很多人对天津崛起的直接印象，就是大项目的全面落地，其中的央企大项目引来了诸多艳羡，而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一个必答题时，黄兴国也赞成，在“调结构”这个大概念中，提高民营经济的份额比重也应该是改革应有之义。

《财经国家周刊》：现在全国都在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是否也应该包括增加民营经济比重这一含义，您原来曾主政民营经济繁荣的宁波，您对天津发展民营经济作怎样的思考？

黄兴国：你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

我首先要跟你说两个前提：第一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想要调高调优第一产业、做强做大第二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三次产业结构必须要协调，我们都有具体的措施。

第二个前提，我认为天津还是首先要立足于大项目、好项目的建设，因为我们的滨海新区有着2270平方公里的土地，有这么优良的港口，可以摆放许多许多大项目。1986年，小平同志视察天津的时候就讲，老城区与新区之间有这么多的盐碱荒地，摆几百亿美元的大项目都没有问题，你们胆子可以大一点，思想解放一点，步子可以快一点。

在这两个前提之下，我回答你刚才的那个问题。

我认为民营经济应该得到持续的大力的发展，我们可以看一看，现在江苏、浙江、广东的经济规模很大，它基本上是国有、外资、民营相得益彰、互为条件、互为补充、共同发展的，天津的发展除了大企业、外资企业外，必须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

发展民营经济，我认为不能搞一般的加工工业、低水平的工业，温州在短缺经济时代创造的短缺经济模式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有优势，现在天津发展民营经济照着老路走肯定不行，现在发展民营经济，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来定位。

《财经国家周刊》：江浙地区具有一种天然的创业文化，那么从天津来讲，创业的意识的土壤并不是那么丰厚，那么您觉得在“激发天津本土创业、创新意识”和“吸引外来的民营企业的入驻”这两方面怎么来协调？

黄兴国：我们是一视同仁，刚才讲了我们要立足于激发天津人民的力量，同时也吸引外来的力量。

我们制定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计划，叫“科技小巨人发展计划”。我们概括为：“形成铺天盖地的发展态势，培育一批顶天立地的‘小巨人’科技企业。”“铺天盖地”就是要面广量大，“顶天立地”就是冒出几百个或者几千个市场份额大、够规模的高科技含量的“小巨人企业”。

只有面广量大的“科技小巨人”成长起来了，我们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才可能从中冒出来，当整个社会充满科技创新活力的时候，才能建成创新型城市。

我们吸引大学生、研究生、大学教师；海归人员；国有企业的科技和管理人员；大院大所的科研人员等几方面人才，来天津实现创业梦，同时我们用相应的政策配套起来。

比如，工商局制定了注册资本金零首付，一开始没有钱，可以先注册，分六个月慢慢到位；又比如，我们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路线图，制定扶持政策，凡是被认定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区、县政府、功能区一次性给予10万到60万资金的补助，给你第一桶金；当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市政府给予500万到1000万的无息的支持；再比如，扶持培育科技“小巨人”企业成为上市公司。在整个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金融都要跟踪服务。今后五年内，天津市两级政府加起来，将拿出220个亿来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这个力度很大。

另外，我们搞的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政府出资建一个大楼，里面配置先进的仪器设备，搭建好统一的服务平台，引进了80多个海归团队，他们手提包一拎，就可以进入大楼搞研发了。拎个手提包进来，研发成功了，开着“宝马”出去。

黄兴国简历

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中共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男，汉族，1954年10生，浙江象山人，197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2年11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

曾任浙江省象山县晓塘公社团委书记、党委副书记，县团委副书记、金星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部长、县委副书记、书记。1989年七7月起，先后任浙江省台州地委副书记、书记，台州市委书记，省政府秘书长。1998年1月起，先后任浙江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2003年11月起，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

2007年12月28日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任命黄兴国为天津市代理市长。

2008年1月 当选为天津市市长。

中共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规划网天津5月1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