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末，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

　　作为新世纪摸清中国人口家底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六普”启动之初，便引起社会舆论高度关切。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口国情出现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牵动多国的敏感神经，中国的人口问题俨然也成了一个“国际问题”。

　　美国有媒体认为，正在加速的老龄化进程会拖累目前活力四射的中国经济，劳动力总量的缩减可能会让未来的中国走向“制造业蓬勃发展”的反方向，并给薪酬支付带来压力，进一步导致通胀率上涨。

　　印度一些媒体则从中国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中，“敏锐”地找到了“赶超中国”的突破口，认为印度拥有更年轻力壮的劳动力，所以印度未来的发展更有动力。

　　不过，当代世界国家实力的竞争，早已不是人口数量的比拼，而是以人的素质和人才的竞争为核心。中国的人口问题，也早已不是单纯的数量问题，人口的结构、分布、素质越来越成为深层次矛盾的痛点。

　　纵观1949～2049年百年人口发展，1949～1999这50年，中国曾经历了人口从5.4亿增加到12.6亿的巨大压力；而从1999～2049这50年，在继续承受人口总量压力的同时，中国人口结构性问题，包括城乡人口结构、出生人口性别结构、人口年龄结构、家庭结构等，正在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稳定的主要矛盾。

　　最新普查结果揭示出中国人口国力的几大变化，如人口总量与人口素质的变化，人口流动增速迅猛、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分布不均衡加剧、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等，也都是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稳定存在的几大变数。

　　过去30多年，我国之所以能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妥善解决了人口问题，并充分利用人口资源的比较优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

　　未来10～20年，是中国发展的黄金战略机遇期，也是迈向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关键时期。此时，全面地认识人口问题，客观分析人口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把握好新的人口变动趋势，进一步完善人口与经济社会政策，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更显紧迫和必要。

　　如果能够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充分考虑人口因素的新变化，因势利导，再造新的人口资源比较优势，会极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未来发展注入强大动能。相反，如果决策失误或贻误时机，任何一个人口问题都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制约现代化进程、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因此，需要把人口发展战略作为最基础的国家战略，科学谋划相关的人口与经济社会政策。□　　(文/杨琳)

　　“中国步调”的人口变数

　　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口问题最严峻的时期还没到来。2030年前后，中国人口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

　　4月28日、2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一号、二号公报。这次人口普查是在中国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进行的首次人口普查，对于摸清人口国情，制定相关的规划、政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至关重要。

　　此前的4月2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世界人口发展和全面做好新形势下我国人口工作进行了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胡锦涛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面临的重大问题与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问题密切相关。他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人口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为此次集体学习进行讲解的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于学军研究员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从普查数据看，目前我国人口发展处在劳动力充足、人口有活力、布局有余地的最好时机。

　　“一方面，我们应抓住用好这一有利的机遇期。另一方面，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人口问题最严峻的时期还没到来。”于学军说，到2030年前后，中国人口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将承受人口总量最大的压力、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凸显、城镇人口超过60%、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速度加快、人口老龄化走向高龄化等多重人口压力，将成为影响中国从中等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距离上一次“五普”已整整10年。接受本刊采访的专家分析，此次普查数据反映出新世纪10年间中国人口国情的五大变化——人口总量和素质变化、人口流动迅猛、人口分布失衡、老龄化加速、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同时，这也是未来10～20年中国人口国情影响全面小康和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五大变数。

　　总量VS质量

　　根据“六普”数据，大陆31个省(区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339724852人。同“五普”相比，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57%。

　　“人口年均增长率的世界平均水平是3‰，欧洲国家趋近于0‰，发展中国家高达14‰。由于中国实行了有计划的生育政策，人口年均增长率正在接近世界平均水平，这是一件好事”。与于学军一起为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说，目前中国的人口总量仍是世界第一，但预计到2030～2035年左右，印度将会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同“五普”相比，中国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3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未来每年达到劳动年龄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人数、大学生生源数量将逐年下降。

　　“但是，当代世界的国家实力竞争早已与人口总量关系不大，人口素质的提升和人才的竞争才是一国的核心竞争力所在”，翟振武说。一组数据可以印证这一观点：西方发达国家总共7.7亿劳动人口一年创造36万亿美元的社会财富，而中国9.3亿劳动人口2010年GDP为6万亿美元。“这表明体现人口素质的劳动生产率上，我们与发达国家差距甚远，要特别注意提高人口的素质”。

　　同“五普”相比，目前我国每10万人中具有初中、高中、大学文化程度人均有所上升，其中大学文化程度一项人数上升最快，具有小学文化程度较大幅度下降，文盲率由6.72%下降为4.08%。

　　2010年，中国连续出台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目标直指教育提质，提出“进入世界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

　　“比拼人口总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口素质和劳动生产率的比拼才是国家竞争的实质。中国以上所作的重大决策，都是在为中国未来10～20年储备‘人口竞争力’”，翟振武说，中国的人口素质如能得到较快提升，将与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配合，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新的人口比较优势。

　　人口流动迅猛

　　与“五普”相比，“六普”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超过2.6亿人，比2000年增加了1.1亿人，增长81.03%。这给多位人口学专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连呼“意外”。

　　“在转型时期，世界各国都曾出现人口的迁移、流动。但是这么大规模的摇摆、潮汐式流动，且其中40%都是年轻人，这是中国特有的”。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说，可以预计，中国人口的流动在未来仍将持续，城镇化浪潮还将继续。

　　北京大学人口学所穆光宗教授说，2.21亿的人口流动，折射出中国社会转型、社会发展的巨大能量。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成为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问题的重要推手，但同时又凸显出国民待遇、市民待遇和人口融合问题，提出了实现“健康城市化”、“有限市民化”的重要课题。

　　“我们只能说中国有6.66亿人居住在城镇，而不能说中国有6.66亿城镇居民，因为在这6.66亿城镇居民中，有四分之一左右是持有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这个数据的背后有很多问题要回答、要解决”，于学军说。

　　他所指的很多问题，既包括如何让这些已经居住在城镇的流动人口成为真正的城镇居民，也包括如何谋划未来新增农村转移人口的制度安排和空间布局，使人口城镇化又好又快地发展，促进人口分布更加均衡、合理。

　　在社保制度尚未实现城乡统筹、全国范围内顺畅转移接续的背景下，流动人口这一庞大群体出现“两不沾”现象，社会权益受到损害。翟振武说，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背景下，如果没有专门的机构、专项的政策体系为这2.21亿流动人口提供管理和服务，“那么无异于‘放弃’了这部分‘最精壮’的人口，一系列社会、经济、稳定问题由此而生”。

　　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问题，在外来人口高度稠密的东南沿海地区尤为突出。广东是我国流动人口管理任务最繁重的地区之一，该省现有流动人口近3000万人，其中约70%为外省流入，约95%集中在珠三角地区。

　　据广东省公安厅治安局介绍，近年来该省犯罪嫌疑人和刑事犯罪被害人中流动人口均占70%以上，一些珠三角城市抓获的犯罪嫌疑人有70%住在出租屋。在部分地区，大量流动人口聚集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及中小旅馆，管理难度很大。

　　为解决原有“暂住证”制度无法适应流动人口新变化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广东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等部门在全省实行以居住登记和居住证制度为核心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证通”制度。

　　“一证通”以管好流动人口租住房屋和务工就业两个关键环节为重点，逐步将流动人口居住管理、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纳入居住登记和居住证制度，即在改革管理方式的同时，强化了服务功能。

　　据2010年起实施的《广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持证人员可以在广东享受职业培训、就业、社保、计划生育、入户、子女教育、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等方面的权益和公共服务。特别是，对流动人口最关心的入户和子女入学问题作出了“七年入户、五年入学”的规定。据广东省公安厅治安局户政处介绍，各地各部门还以居住证为依托，累计为流动人口出台优惠政策100多项。

　　受访专家指出，人口流动增速迅猛，给社会管理体制、公共服务供给、社保制度统一等提出了严峻挑战，现实中的探索空间十分广阔。

　　人口分布失衡

　　“六普”中各省人口总量的涨落，同样引起了专家关注。“六普”数据显示，按常住人口统计，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广东、山东、河南、四川和江苏。而“五普”时的排名是河南、山东、广东、四川、江苏。

　　中国人口学会秘书长、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解振明研究员说，以常住人口作为统计口径非常必要。以往，我们更注重的是户籍人口这一块，以户籍人口数据作为制定各项政策的基础，而忽视了大量离开户口所在地生活在异乡的人群。此次按常住人口统计，广东人口总量跃升第一，突出表明了流动人口在各省的重要性。这些清晰的数据，可以督促施政者制定政策时充分考量。清醒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广东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6.83%上升到7.79%，人口过亿。北京的比重从1.09%上升到1.46%，天津从0.79%上升到0.97%，上海从1.32%上升到1.72%，浙江从3.69%上升到4.06%”，翟振武说，“可以看出珠三角、长三角、京津三大人口聚集区的人口更为密集，表明中国人口流动和人口分布格局的不均衡在10年间没有缓解，反而得以强化。”

　　人口过度集中于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给流入地的资源、环境、住房、交通、劳动力成本等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交通拥堵”、“停车难”、“房价飞涨”、“入园入托难”、“垃圾围城”等“大城市病”日益严重；也给流出地带来了人才流失、空巢家庭、留守家庭等社会问题。

　　“我们看到一些大城市出现资源紧张时，往往祭出‘户籍’法宝加以限制，但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加大了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捆绑其上的一系列福利制度改革的难度。”李建民说。

　　为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改变不均衡的人口分布态势，中国10年前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而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战略次第实施。但仍出现了目前的人口分布加速失衡问题。

　　“这警示中国，与人口分布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应更加向有利于引导人口的正常流动倾斜”，翟振武说，比如武汉、环渤海地区都是很好的人口聚集区，“这方面的综合政策倾斜力度应该进一步加大”。

　　老龄+空巢

　　“六普”数据显示，与“五普”相比，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人，占13.26%，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9亿人，占8.87%，上升1.91个百分点。

　　进入21世纪10年代，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开始进入老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的出生人口高峰期，其规模远大于美国二战后的“婴儿潮”(BabyBoom)。随着这部分人群迈入60岁门槛，未来20年中国将迎来加速老龄化的高峰期。预计到2040年前后，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人的峰值，占届时总人口的31%左右。

　　“‘十一五’时期，中国老年人口年均增长600万，‘十二五’时期预计年均增长800万，未来10年将新增1个多亿老年人。到202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接近20%。欧洲国家用100年时间、发展中国家用60年时间达到的老龄化程度，中国将只用20年”，翟振武说。

　　由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发生在实行计划生育、独生子女等背景下，因此又具有特殊的复杂性。穆光宗说，中国的老龄化伴随着独子高龄化、高龄病残化、老年空巢化、空巢孤独化的特点。目前中国家庭趋于核心化和小型化，每个家庭平均仅有3.1人，在天津这一数值仅为2.73人。来自民政部的数据则显示，目前中国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

　　“老人与子女分开居住，更加削弱了家庭养老的功能，使老龄化问题‘雪上加霜’。老年人对于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必然更加迫切”，李建民说，如果这种需求得不到满足，将产生很多负面社会问题。“现在的老年人一般受过良好教育，有比较好的职业生涯经验，他们对于权利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社会管理层面如何应对都是需要审慎考虑的。”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老龄化进程，与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经济发展程度是不同步的，社会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文明程度、养老服务体系、社保水平还远远没有准备好，即“未富先老”。

　　“我们以前经常说老龄化问题需要重视，但总觉得离我们还远。但‘六普’的数据说明，这次狼真的来了。而且，它的前半身已经进来了”。翟振武的形容很传神。老龄化加速＋空巢化，可谓来势凶猛。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级的总体战略规划，更缺少与构建老龄保障体系相关的一系列社会政策、资金支持、民生工程等战术支撑。

　　“相对于未来10年将越来越频繁出现的各类老龄化引发的突出社会问题，应该说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已经非常非常紧张了”，翟振武说。

　　性别失衡风险

　　在“六普”数据公布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透露，目前我国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18.06。2009年这一比例为119.45，在“十一五”以来首次出现下降，2008年为120.56。

　　根据联合国标准，出生人口性别比一般在102～107之间。1953年我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4.9。一直到1975年，这一比例也只有106.54。但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明显升高，1980年就突破正常值的上限达到107.11，此后一路上扬。1982年“三普”出生性别比为108.5，1990年“四普”时为111.3，2000年“五普”时上升为116.9。

　　在农耕时代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国等亚洲国家都存在“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而当计划生育国策的推行，遭遇强烈的男孩偏好、B超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滥用，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风险大大增加，为中国未来10～20年的发展埋下了重大隐患。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目前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经测算，届时将有上千万适龄男性面临“娶妻难”。

　　而且，“娶妻”的难易程度还依照着地区的贫富程度不同而变化。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做的《百村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技术报告》显示，在大龄未婚男性的分布上，西部地区平均每个行政村为10.3人，显著高于东部地区的7.35人。“男光棍”聚集程度的总体趋势是由东至西逐渐递增。

　　男女比例失调还会带来就业挤压问题，未来10～20年，男性劳动力过剩所形成的“就业性别挤压”，将使作为“性别弱势”的女性生存发展更加边缘化。

　　李建民说，当前中国社会的利益导向是偏好男性的，现实生活中男性比女性在经济收益和精神受益上更大。“如果这种社会心理结构、利益结构不改变，彻底扭转性别比失衡不太可能”。

　　受访专家认为，消除男女性别比失衡的利益驱动，还要从根源入手。比如禁止就业、退休年龄、岗位设置中的性别歧视；对女孩独生子女给予适当的优惠，形成利益导向作用；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淡化“养儿防老”传统思维。

　　走向人口均衡

　　人口国情发生的变化、存在的变数，即是中国未来10～20年甚至更长时期内发展稳定的脚下基石。

　　在此次集体学习中，胡锦涛强调要深入总结和准确把握人口发展规律，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好人口问题，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这令人联想到“十二五”前夕，人口学界专家所提出的建设人口均衡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三型”社会的建议。所谓“人口均衡型社会”，即是指实现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各要素之间的动态平衡，并且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人口均衡型社会是未来必须要走的一条路”，穆光宗说，“我们沉迷在人口数量的误区中久矣、深矣。中国人口总量固然很大，但目前人口问题的重点、难点和痛点更多地在于在结构上。必须看到13.39亿人口背后的结构性失衡所隐伏的巨大危机和深刻挑战。”

　　穆光宗表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建设至少需要平衡好五大关系：生育男孩和生育女孩的关系；适度生育与养老保障的关系；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关系；人口需求和人口供给的关系；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的关系。“为避免陷入未来的困境，适度生育计划、优化人口发展是可靠的战略抉择”。

　　于学军认为，要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至少要从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观念要突破，改变人口问题只是数量问题的固有思维，树立人口均衡发展的理念。

　　二是法律法规要有突破，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为取向，适时适当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三是人口管理行政体制要突破，创新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制度框架，形成目标统一、导向一致、信息共享的人口调控体系。

　　四是工作切入点要突破，以家庭发展为着力点，在提高家庭发展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解决人口问题。

　　五是实现人口均衡发展的路径要有突破，要鼓励各地探索实现人口均衡发展的不同模式。“特别是对已有的好经验、好做法，要及时推广，少争论、多实践”，于学军说。□（记者杨琳孔博　实习生关子孺）

　　跳出性别失衡陷阱

　　要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趋势，短期内必须依靠国家的强力干预

　　29岁的郑丽霞是湖北省监利县毛市镇人。今年正月，怀孕4个月的她在亲戚介绍下，辗转来到相邻的潜江市一家乡镇医院。医生帮她做完B超检测后，告诉她胎儿是个女孩。

　　回家后，郑丽霞又经人介绍找到监利县分盐镇个体医生戴梅香，进行了人工终止妊娠手术。手术结束后，郑丽霞大出血不止，被连夜送至县人民医院抢救。公安机关事后查明，原本只是卖药的戴梅香在发现当地许多妇女偷偷流产婴儿后，便开始暗地里从事更加赚钱的人工终止妊娠手术。

　　在国家统计局4月28日发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中，中国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由10年前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6.74下降为105.20。

　　“‘总人口性别比’和‘出生人口性别比’是两回事。后者的严重失衡远未得到根本缓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在普查公报发布前两天的4月26日刚刚为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进行讲解，主题即是“世界人口发展和全面做好新形势下我国人口工作”。

　　“由于老龄期的妇女寿命高于男性，而我国又正加速进入老龄社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总人口性别比例。实际上近年来中国的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一直在120:100左右，目前有所下降，也高达118.06:100，远远高于102～107的正常范围。”翟振武对《瞭望》新闻周刊说，如果出生人口性别失衡得不到缓解，将给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带来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隐患。

　　冰山一角

　　本刊记者调研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在各地普遍存在，在某些县市情况还非常严重。

　　郑丽霞所在的监利县人口计生局局长李继国介绍说，该县出生人口性别比从1996年开始就严重偏高，1998年达到峰值186。近5年来新生婴儿男女比达到150.66，二孩男女比例达369。据湖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导小组2009年调查，新洲、黄陵、大冶、阳新等29个县(市、区)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偏高，其中比监利县严重的县、市就有4个。

　　在四川，2001年～2004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维持在116左右，全省181个县(市、区)有27个县(市、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超过120，最高的达到147。

　　陕西省在1995年～2008年，一孩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2.96，二孩为142.97，三孩及以上达到173.23。在陕西个别地区，二孩出生人口性别比甚至达到200以上。

　　受访专家表示，虽然中国等亚洲国家有“重男轻女”的传统思维，但是如果出生人口性别比过高，那么一定是有人、有机构在进行不正常的干预——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非法人工终止妊娠(以下简称“两非”)。

　　据公安机关介绍，郑丽霞的经历只是众多“两非”案件中的“冰山一角”。长期从事“两非”案件侦破打击的监利县公安局周老嘴镇派出所指导员李家虎说，在监利县“两非”已形成“地下产业”，由孕妇、中介、医护人员组成产业链，高额的利润让这一犯罪网络越织越密，加入进来的不仅有农民、个体医生，甚至还有正规医院的公职人员。

　　监利县人口计生局一位副局长告诉本刊记者，2009年6月～ 8月，监利县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专项治理活动，共查处“两非”案件94起，其中县内案件82起，其余12起案件发生在监利县周边的县市以及相邻的湖南省。2010年这项专项活动又查处了78起，其中县内案件56起，其他案件涉及3个省的16个县、市。

　　监利县人口计生局副局长樊明波因为查处“两非”案件，经常往返于湖北周边各省以及东南沿海各省市，并与当地计生局干部有广泛的交流。据他介绍，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问题在全国都很普遍，但各地计生部门都不敢将真实的数字上报。“我所接触的一些县(市、区)，出于各种考虑，一直都在瞒报真实情况，超过90%的地方都更改过数据。”

　　樊明波介绍说，有的地方性别比失衡严重，就找其他地方的计生部门“借女孩”充数，即在上报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上直接作假，或者捏造一些女婴的信息，从而将出生男女孩的比例拉低。还有的县市计生部门从其他地方拿到一些女孩的姓名信息，将其作为流动人口登记在当地，湖南省某市计生局采取这种办法甚至获得了全国计生工作先进单位。

　　性别透支

　　对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治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就是依法打击“两非”。与翟振武一起为政治局集体学习进行讲解的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于学军研究员告诉本刊记者，《母婴保健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虽都有禁止“两非”的规定，但有关部门只能对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刑法对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擅自为他人进行终止妊娠手术给予定罪，但对医生的同样行为不能进行刑事制裁，对进行非法胎儿性别鉴定也没有相应规定”，于学军说。

　　“‘两非’猖獗最主要原因是卫生部门监管不力、存在漏洞。”樊明波这样认为。监利县第四人民医院B超室主任医师胡水平在2007年～2008年里，在同院医生万凡、孙中保、李志及县二医院护士董琴等人的介绍下，多次为孕妇做胎儿性别鉴定，每次收取200元～400元好处费。2009年，胡水平被开除公职。

　　据了解，监利县有不少像胡水平这样的公立医院医护人员参与非法性别鉴定。2009年监利县集中整治“两非”时，就查处了15家公立医院的39名公职医生。此后，“两非”案件的违法主体由公职医生转为个体医生以及非法行医者。

　　本刊记者从监利县卫生局了解到，对于郑丽霞案件中的个体医生戴梅香，卫生局执法人员曾多次上门检查并作出罚款处理。监利县卫生局副局长王鸿介绍道，郑丽霞案件发生后，他们将对戴梅香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王鸿说，对于打击非法行医和无证行医，卫生局的处罚力度很大，仅2010年就查处案件20多起、罚款60多万元。

　　王鸿表示，这60多万元罚款要上交给财政，但其中的绝大部分又以奖金的形式返还给卫生局，“我们还希望多破获一些‘两非’案件，不然几十名执法人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卫生部门以罚款为主的打击方式，反而助长了‘两非’案件的蔓延。”樊明波告诉本刊记者，有一位个体医生曾经多次被查处，但每次被罚款后没多久，就又开始非法从事人工终止妊娠手术。

　　李继国认为，从技术层面上讲，只要在每台B超仪上安装一颗芯片就可以制止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行为，“可现在仪器和医生不归计生部门管，没法落实”。

　　于学军说，在实际执法过程中，由于缺乏部门间的统筹协调机制，产生了“两非”执法难、查处难等问题，这使一些不法分子无所畏惧，屡查屡犯。因此，在充分运用好现有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细则，同时加强联合执法。

　　樊明波说，由于“两非”大量发生，监利县每年多生近3800个男孩，从1994年到现在共多生了近7万个男孩。而从全国来看，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将带来更为惊人的“男性过剩”。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国家人口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原新依照调查资料推算，1980～2000年出生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盈余”3331万人。

　　这种失衡，将直接妨碍婚姻家庭关系的建立和稳固；导致性犯罪上升、同性恋增多；造成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儿童、卖淫嫖娼、非法婚姻、非婚生育等现象大量发生。“由于农村的失衡比城市更严重，未来的‘男光棍’将更加集中于边远贫困地区，这将大大强化这部分群体的弱势地位。这种现象与和谐社会、全面小康的目标极不相符！”翟振武指出。

　　多位受访专家警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带来的婚姻挤压、性别透支和人口结构失衡等严重社会问题，给人口安全、社会稳定带来巨大隐患，影响中国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甚至影响民族的繁荣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利益导向

　　要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趋势，短期内必须依靠国家的强力干预。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采取法律、法规、行政等约束类治理工具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进行治理。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开始着力建设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树英认为，性别比偏高的背后，是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水平的社会保障，以及现行生育政策等，仅通过约束类工具难以根治，需尝试约束型和利益导向型相结合的手段进行综合治理。

　　陕西曾是国家重点管理和督导的14个出生人口性别比处于较高状态的省区之一。陕西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吴相国介绍，近年来该省探索“柔性治理”方式，将治理关口前移，以利益和观念作为“柔性”引导，加强对生育过程控制，现已初见成效。

　　2008年陕西省开始实施“农村孕产妇免费住院分娩”政策，与出生实名登记制度、新生地免费接种实名制等相结合，确保出生人口性别比数字的相对准确和真实，实现人口计生、卫生等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

　　二胎生育证管理实行一证管一胎，一证管一年。严格执行照顾安排生育二孩只能给予一次机会的规定。对二胎孕情进行重点监控，防止孕情突然消失、溺弃女婴等现象发生。

　　陕西省还实行了立体化人口计生利益导向政策：将独生子女保健费提高到每人每月10元；放弃二胎生育的父母给予不低于4000元的奖励；将农村独生子女父母享受奖励扶助的年龄提前到55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再分配集体资产收益时，独生子女户增加一人份额，双女户增加半人份额；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减免父母和子女个人缴纳费用，提高单病种报销比例。

　　自2005年以来，陕西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明显下降趋势，如西安市二胎出生性别比从2005年的150以上下降到140以下。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杨雪雁认为，陕西的新型治理模式对我国其他省区及全国治理也具有借鉴意义。

　　受访专家指出，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要见效仍需进一步完善考核机制、建立稳定及适度倾斜的资金保障机制。西安交通大学朱楚珠教授在调研中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一般是以县区为单位考核，但乡镇和村一级在出生人口数较少情况下应如何考核是个难题。“不少地区都存在‘一考就假’的现象。”

　　朱楚珠建议，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绩效考核，应与二胎全程管理服务制度、住院免费分娩制度相结合，在乡镇和村一级更多地考核有无计划外出生、人口统计准确率等指标，并将干部提拔任用与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绩效结合起来。

　　由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地区大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治理工作需要雄厚稳定的资金支持。杨雪雁建议，应在“关爱女孩行动”和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方面建立稳定的、适度倾斜的资金保障机制：以财政拨款为主，通过多渠道筹集资金，建立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专项资金。□　　(本文执笔：杨琳参与采访：周甲禄、徐海波、杨一苗、吴晓颖、杨琳)

　　下一个20年：老龄化激进

　　制度安排的缺陷和缺位、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长期滞后，是中国老龄危机的根源所在　

　　“‘十二五’期间，也就是今后五年内，我国大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首次超过0～14岁的少儿人口。”仔细盘点国家统计局4月28日发布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出乎意料地发现，这比他之前预测中这个时间点的到来早了6～8年。

　　老龄化浪潮正在以超出预想的速度向我们袭来——这是中国经历了令人炫目的经济起飞之后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难题。

　　“发达国家用几十、上百年时间所达到的老龄化程度，我们二十几年就达到了。这意味着，我们能够用来处理这个问题的时间大大缩短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指出。

　　“这意味着什么？整个社会必须适应这个变化加快转型。”杜鹏指出。

　　老龄人口或超少儿人口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

　　在人口大省四川、山东，老龄化形势更趋严重。四川省老龄委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10年底，四川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360万多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5.3%。而在山东，2010年该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942.98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9.84%，占全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8.09%，老年人口总量居全国第一位。

　　国际上通常把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或60岁以上的人口比重达到10%，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所显示的数据，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比预想中要快。

　　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下简称“全国老龄办”)2010年7月14发布的《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9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大约是1.67亿。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字大约是1.776亿，普查的标准时点是2010年11月1日。

　　对比两组数据后翟振武发现，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从2000年～2009年，提高2.5个百分点用了9年，而从2009年到2010年提高0.76个百分点仅用了1年。

　　“也就是说10个月时间多了1000多万人，每个月增加100多万人。照此计算，2013年，我国大陆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2亿人”。根据杜鹏原来的预计，达到这个数要到2014年。“过去总人口大概每10年增长1.2亿，而2000年到2010年仅仅增长了7000多万，总人口增长速度降低，所以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就更大”。

　　“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少儿人口比老年人口下降快。”杜鹏说。

　　过去10年，0～14岁的少儿人口下降了6.2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大约下降0.6个百分点；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大约每年上升0.3个百分点。如果上述趋势继续发展，杜鹏估算，到2014年，少儿人口占比将为14.2%，老年人口将升为14.4%——在新中国历史上，老年人口总量和比例将首次超过少儿人口。

　　杜鹏指出：“这意味着过去我们的社会许多设施是为少儿准备的，比如我们建了大量的幼儿园、学校，以后必须适应老龄化的趋势，发展适合老年人的各种设施，包括消费结构也要转型。”

　　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生育情况，翟振武认为，今后一段时期内老龄化进程会越来越快。他说，新中国成立以后，上世纪50年代迎来了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这一代人从2010年开始步入60岁。所以第一波老年人口增长高峰要一直从现在持续到2019年。

　　有关专家预计，由于1959年～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口负增长，1962年人口补偿性回升，1973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等原因，在2019年～2022年我国老年人口的增长会减少，2022年～2032年增速回升，2033年以后再次降低。

　　“边富边老”

　　以前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很多学者和媒体用“未富先老”来概括中国老龄化的特征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但是，此次接受本刊采访的多位学者认为，这只是对过去一段时期内我国老龄化特征的概括，我国现阶段老龄化的特征应当是“边富边老”。

　　“未富先老”概念的提出者，是我国人口学、老年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邬沧萍。他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50美元，低于同时期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而生育率已下降到较低水平，平均寿命比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高出很多。提出“未富先老”，旨在向全社会提出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速，警示社会对老龄化做好各种准备，居安思危，才能有备无患。

　　“但是，2010年以后就不宜将‘未富先老’作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了。”杜鹏提醒说，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10年各国人均GDP排名，中国人均GDP是4283美元。一般来讲，发达国家在其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老年型人口下限标准时，人均GDP在5000到10000美元。中国的数字与此差别并不大。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建民在对比了多个国家在人口老龄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对应关系后发现，世界上曾经出现过三种情况：有一些国家是“未富先老”(如法国、挪威、瑞典和意大利)，也有一些国家是“即富即老”(如英国和德国)，还有一些国家是“先富后老”(如美国、日本和韩国)。因此，中国并非世界上首次遇到问题的国家。

　　杜鹏曾运用联合国人口司提供的2007年50个亚洲国家或地区人口老龄化资料，对中国与亚洲各国人口老龄化程度、速度和老年人口规模进行了对比。他发现，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在亚洲各国当中，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并不是最高的，速度也不是最快的。唯一构成“最”的是，中国在2070年以前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但是，中国与自己的过去纵向比较，确实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增高、速度加快。杜鹏、翟振武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卫曾于2005年做过一次“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发展趋势”预测，其中预计，从2010年到2032年的22年时间里，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将会增加一倍，达到25%以上。

　　“过去提‘未富先老’是为了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之后，如果一再强调这个概念，是为不能处理好老龄化的问题提供一个借口，那就没有意义了。”杜鹏认为。

　　人口红利消失的恐惧

　　在解释中国过去30多年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原因时，“人口红利”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之后，“人口红利消失”的观点应声而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5月5日在《经济参考报》发表文章认为，这次人口调查数据确认，中国少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此前的预测，中国已越过刘易斯拐点，中国劳动人口存量将于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即确认人口红利的消失。

　　关于这一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田雪原有自己的见解。1983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利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促进现代化建设》，文章中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和现在的“人口红利”是同一个意思，即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当中，由于生育率和出生率的下降，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比例减小，出现一个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增高，从属年龄比降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阶段。

　　田雪原认为，从1980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上升、老少被抚养人口占比即从属比下降，到1990年下降到0.5，2009年下降到0.37最低值，2030年又回升到0.5，“人口年龄变动的黄金时代”U型曲线可长达40年左右。“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还有20年时间可以收取人口红利。”

　　田雪原提出，有两个刘易斯拐点：第一个刘易斯拐点出现在2009年，这一年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达到最高，为73%；第二个刘易斯拐点出现在2017年，这一年15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可达到10.0亿峰值，2018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

　　这样，2009年和2017年这两个时间点就将时间划分为三个阶段。2010年之前，表现为劳动力供给过剩，劳动力市场是买方市场，劳动者缺乏议价能力；2010年至2017年，处于由过剩向平衡转变阶段，即由买卖双方共同主宰，劳动力过剩和劳动力不足并存阶段；2017年之后，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力市场主要是卖方市场，劳动力价格会上升。不过，对不足要作出准确的估量。

　　杜鹏认为，“人口红利”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因，只是从人口结构上进行解释的一个参考。未来应对“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还是要靠对人力资源本身潜力的挖掘，中国可打的牌还有很多。比如，提高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调整产业结构、考虑推迟退休年龄等。“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因为老年人口多而发展停滞的，也没有哪个国家能靠劳动力数量取胜的。所以中国的发展必须要从依靠人口数量向依靠人口质量转变。”

　　调整生育政策的空间

　　生育政策调整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因为能够决定人口结构的只有两个变量——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由于医学水平的进步比较缓慢，死亡率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认为是不变的。这样，出生率就成为影响人口年龄结构的唯一变量。能用来影响老龄化进程的唯一政策变量就是生育政策。”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解释。

　　近一两年来，围绕生育政策是否放开，有过许多争论。

　　支持者认为：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言明的30年期限已到；中国的经济社会环境和生育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放开二胎不会发生生育反弹。

　　反对的主要理由有：中国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有限；放开生育政策，反弹势能较大等。

　　就本刊记者追踪采访的情况来看，调整生育政策目前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目前的分歧只在于“如何适度放开”。

　　2007年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认为，全国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王桂新说，一般来说三五年的短期人口预测是能够做得好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全国人口规模与之前做国家人口战略时所预测的人口规模差距比较大，主要是因为当时做预测时设定的总和生育率比较高，现在的普查数据说明总和生育率并没有那么高。

　　所谓的总和生育率，即一个妇女一生中生育孩子的总数。按照人口学的规律，全国总和生育率2.1是人口更替的一个平衡指标。一旦总和生育率超过2.1，人口数量就会增长，而小于2.1，人口数量就会下降，只有保持2.1，人口总数才会保持稳定。

　　翟振武认为，应当审慎、分阶段、分步骤、分区域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在翟振武看来，媒体记者和一些学者之所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很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记者和学者大多生活在城市，城市的生育观念现在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国的城市化率只有百分之四十多，如果在农村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反弹的势能还是非常大的。这是我们近两年请在校大学生回自己的家乡做调查得出的结论。”

　　山西翼城曾作为放开二胎的试点地区。对于一些放开二胎的试点所取得的成果，翟振武说：“翼城有一定的特殊性，当地试点二胎生育时，周边村庄实行‘一胎半’政策。所以他们有一定的压力，大家互相之间有监督，因为如果不按政策生育，试点就会被取消，生育政策恢复‘一胎半’，因此它的经验不太容易推广。”

　　对于新加坡等地鼓励生育，但生育率迟迟上不去的现象，翟振武提醒：“新加坡的城市化率是100%，而在我国，城市与乡村的发展程度有很大的差别，区域与区域的发展程度也不一样。”

　　“当时设计计划生育政策时，就是希望有一代独生子女，如果再来一代独生子女，整个社会的人口结构变为4—2—1型的，那就是一个人养两个人”，田雪原反问本刊记者：“你觉得能承担得了吗？”

　　“说到底，调整生育政策只能缓解老龄化过程，我们所要经历的老龄化进程是早晚的事，经济社会发展尽快转型才是长久之计”。王桂新说。

　　左学金说，根据2010年统计公报，农业生产总值占GDP10%多一点，就业占近38%，这说明农村还有一些劳动力未充分利用。这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造成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应该消除制度壁垒、更好地发挥劳动力的潜能。“过去，我们对人力资本投入不足，教育财政性投资不到3.5%，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今后需要加大投资。大学也应当努力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

　　老有所依当为“百年大计”

　　中国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不止“人口红利”消退那么简单。今年年初曾有媒体报道，上海社保金每年亏空超百亿元。有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社保亏空，并不是一座城市的问题，而“应对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养老金问题，是全国都面临的大问题”。

　　李建民曾撰文说，中国老龄化挑战的真正含义是：能否在经济、社会转型和人口迅速老龄化的条件下，建立起公平、合理、有效的国家制度安排和社会应对机制。

　　“中国老龄危机的根源不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也不是老年人口的增长，老龄化只是一根‘导火索’。中国老龄危机的根源也不是因为我们无力支撑失衡的人口金字塔。”他说，“制度安排的缺陷和缺位、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长期滞后是中国老龄危机的根源所在。”

　　李建民认为，人口迅速老龄化与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交织在一起，使得未来的中国社会经济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这一挑战的本质是社会意义上的多方面挑战：可能颠覆以社会身份分立、地区之间分隔为基本结构的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要求改革公共资源分配的地区分割与分隔体制；可能终结中国经济发展的传统比较优势；社会代际关系趋于紧张，进而威胁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

　　2011年3月，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提出“十二五”期间，我国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将进一步加速。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着力推进老龄事业“六个体系”建设，即老龄战略对策体系、老龄服务体系、老年经济供养体系、老年健康支持体系、老年宜居环境体系、老龄工作体系。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若干体系的构建，关键还在于能够落实在每一个与老年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实务”上。翟振武举例说：“近几年，我们在媒体上会看到有老人在自己家里去世，几天以后才被邻居发现。这就说明缺乏老年人的照顾护理体系。在国外，老人随身带有‘呼叫器’，即使摔一跤，也可以马上摁下‘呼叫器’从而获得帮助。”

　　“在国外，有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住宅，这种住宅特别注意老年人居住的无障碍化和通用化，如住宅内尽可能无高低门槛，洗浴间避免用易滑地板，多层楼房一般都装有电梯，甚至还考虑与子女住亲属房的位置，这些都是为了老年人生活、出行、照料方便，等等。”王桂新举例说，“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应该有一个综合政策体系，是全社会的事。特别要注意我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和行动应该体现在每一个细节当中。”

　　杜鹏认为，还应建立老年人社会参与体系。“传统的观念将老年人口视为‘被抚养人口’，并不指望他们对社会有多大贡献，但是随着我们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比如许多老年人在退休以后仍然可以做许多事情，他们不仅在脑力上不输年轻人，甚至在经验上还占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我们也可以多想想老年人能做什么？为老有所为提供支持。”

　　“1982年，中国建立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上世纪90年代后进入发展时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任重而道远”。杜鹏说，“中国现阶段仍处于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初期，但是这个“加速度”会非常快，老龄事业是百年大计，当早谋之。”□温泉王海鹰吴晓颖

　　中国还是低生育率国家吗

　　人口变动之河已经不停顿地流淌了20年，中国已经进入了超低生育率国家行列

　　人总是处于生育、死亡和迁移的变动状态中，无论在一个地区或者国家范围内随时把握人口的变化都是很不容易的。因此，人口的实际状态往往和人们的感觉就存在较大出入。

　　以上海市为例，根据政府的以往统计，该市户籍人口大约1400万，外来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500多万，所以常住人口为1900多万。但是，这次人口普查登记的常住人口却是2300多万，可见人口实际过程往往与人们的感觉有较大的差别。

　　同样的，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所推算、分析出的妇女生育率，也和有关部门长期以来的感觉不一致。

　　生育率之变

　　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妇女生育率维持在6.0左右。1969～1970年，我国妇女从5.8的水平开始下降，到1979～1980年左右已经降到2.8左右。1990年普查前一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2.14。这个数据大致也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于1992、1997和2001年的几次抽样调查相吻合。

　　按照人口统计学上的说法，如果能够维持两代人的简单再生产，女儿那一代就至少应该生育2个孩子。因为在这两个孩子成长到生育年龄以前可能会出现死亡情况，事实上需要生育2个以上的孩子。考虑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特别是农村的生活和医疗条件，2.14可能是相当于我国两代人的更替水平。低于更替水平，被称为低生育率。

　　在1990年人口普查后，所有的人口调查都表明总和生育率急剧地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上述3次调查和国家统计局1995年抽样调查、2000年人口普查，无一例外地表明1991年后，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又从1.9迅速降到1.3左右，其中2000年普查前一年为1.22。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我国官方宣布已进入低生育率阶段，计生主管部门曾宣布我国妇女的生育率为1.8。

　　步入超低生育率阶段

　　根据普查，1982年我国0～14岁人口3.4亿，占10亿总人口的33.6%；1990年普查期间，该年龄组人口3.1亿，占11.3亿总人口的27.7%；2000年的该组数据为2.9亿，占12.6亿总人口的22.9%；2010年的数据为2.2亿，占13.4亿总人口的16.60%。

　　首先，这一数据要比同一途径得到的生育率相对可靠一些，因为瞒报和遗漏主要发生在低年龄组特别是当年出生和接近出生年的人口群。我国还是一个需要证件才可以过正常生活的社会，随着孩子六七岁上学就需要户口等证件，家长在这前后就会想尽各种办法申报正常的户口。由于用0～14岁共15个年龄组人口数，即使期间有2000万遗漏，也只占总人口的一个百分点。

　　其次，瞒报和遗漏是人口普查难以避免的，所以用这一人口指标数量和比例变化来分析生育率水平，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视角。在1982～2010年间的28年里，0～14岁人口由3.4亿减到2.2亿，减少了1.2亿；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由33.59%减到16.60%，减少了16.99个百分点。

　　那么，生育率变化的情况呢？根据人口普查和国家计生委的几次调查，1982年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处在2.79～2.86之间。因为那时就已经发生了瞒报，我们取最高值2.86。

　　1982～1990年间的8年，0～14岁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了5.9个百分点，生育率由2.86下降到更替水平的2.14，下降了0.72%。1990～2010年期间的20年，0～14岁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了11.1个百分点，生育率也应继续下降。如果生育率再下降一个“0.72”，那就是1.42。如果再考虑到这20年该年龄组人口比例下降幅度大于1980年代，则应取一个大于“0.72”的下降幅度，譬如接近“1.0”，那生育率数值就是1.2或1.3了，再增加“0.1”或“0.2”的作为弥补瞒报和遗漏的幅度，那么我国现在的生育率大约处在1.3～1.5区间。如果达到这个水平，那么中国就已经进入超低生育率国家行列了。

　　及时应对劳动力减少趋势

　　综上所述，一方面表现出多生育早已不再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另一方面，我国将不得不面对劳动力日益减少的趋势。

　　中国的情况，不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进入低生育率时期的日本。那时的日本已形成汽车和家电等先进支柱产业，靠自主品牌的工业产品进军国际市场，赢得了充足的美元储备。

　　而中国这些年来多依靠“两头在外”模式和廉价劳动力优势挣取外汇。而这些都是建立在30年来的丰富劳动力资源基础上的。一旦劳动力资源出现萎缩，劳动价格必然攀升，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也会逐渐消失。

　　人的生育本质就是劳动力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一旦人口大国出现劳动力供应困难，对其本身和世界市场都将是一个重大挑战。人口变动之河已经不停顿地流淌了20年，中国事实上进入了超低生育率国家行列，当年曾经的感觉已经不再那么准确了。及时跳出生育率偏差的误区，适时适度调整人口政策，积极应对劳动力逐年减少的趋势，已成当务之急。□(文/梁中堂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