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新加坡政府宣布了著名的“居者有其屋计划”，承诺“为所有新加坡人提供策划周详的组屋”。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该国已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新加坡公租房体系。目前，有82%的新加坡国民居住在政府组建的公屋里，选择购买商品房的比例仅为18%。2009年，公屋计划的主要设计者、被誉为新加坡“规划之父”的刘太格教授做客中山大学时曾表示，中国的公共住宅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应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速度和降低成本。专家提出两点建议：拓宽公租房的受益面、增强规划的前瞻性。

　　虽然公租房的推出是为了解决“夹心层”的住房难问题，中低收入家庭皆可申请，倘若我们以“家庭收入符合政府规定的低收入家庭标准”、“无房或现住房面积低于政府规定的住房面积困难标准”等标准进行衡量，那么符合申请标准者就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夹心层”――即所谓“中等阶层”，而是一群接近于低保困难户的“次贫困阶层”。

　　出于人道主义的考量，底层群体理应受到优先照顾，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解决“中等阶层”的住房问题，对于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与低收入群体的“输血型福利”不同，“中等阶层”往往具备很强的造血能力。以人才公寓的居住者为例，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体面的工作以及可观的薪水，但高企的房价却一再压制他们的消费冲动。对此，政府如果能够将现有2年的租住期限适当延长至5至10年，甚至改其为永租屋，那么不仅可以缓解这部分群体急迫的买房压力，也能够激发出他们的消费潜能，政府何乐而不为呢？

　　新加坡现有人口近500万，但按照刘太格的说法，该国目前的公屋建设已经是按照未来650万的人口规模来进行规划推进了。仍以新加坡为例，1960年，该国组建了建屋发展局，通过其对城市的公共住宅进行整体规划，从而形成规模化生产，实现了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如今，新加坡公屋单建设成本一项就比商品房低了二至三成。反观中国，目前我们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以及限价房建设往往存在“政出多门”的问题。对此，刘太格提醒说，中国公共住宅发展成败与否，关键在于各职能部门能否有效统一。中国规划网新加坡5月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