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各地一季度经济运行初步核算数据陆续公布。从已公布的16个省份GDP同比增长速度看，除湖南和新疆两地GDP增幅略高于去年同期外，其余14个省份均低于去年一季度增幅。
　　“一季度全国经济和部分省份GDP出现小幅回落，显示我国的经济增长正在由应对金融危机一揽子政策驱动逐步过渡到由内生动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内生动力有所加强。这是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带来的重要成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说。

　　东部增速回落明显，说明他们结构调整明显快于其他省份

　　从当前情况看，经济增长速度适度放缓是宏观紧缩政策累加逐步产生的效果，有利于通胀水平的控制，由于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有利因素和政策空间的存在，对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不必过于担心，也不会出现硬着陆的风险，实体面的增长依然较为强劲。而经济结构调整的效果在不同区域正在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出来。“东部沿海省份、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增长速度已经明显回落，且回落幅度高于其他省份，结构调整的推进速度也明显快于其他省份，且投资领域主要体现为有利于产业升级、服务业提升方面。”巴曙松说。
　　目前，虽然部分中西部省份产业发展空间仍然较大、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依然相对强劲，因此经济增长的速度也相对较快，地方政府的投资规模也较大，“但是与之前的‘为出口而投资’有所不同，目前中西部省份已经逐步转向‘为产业转移而投资’、‘为消费而投资’。”巴曙松说，“在未来一段时期，东部省份加快产业升级、中部省份承接产业转移、西部省份加快基础设施投资的‘三方格局’仍将持续。虽然结构调整的侧重点仍将保持明显的区域分化，但方向大体一致。”

　　房地产调控导致部分省份经济增速迅速回落，但不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下行风险

　　在严厉的房地产调整政策之下，房地产投资已经呈现出放缓趋势，个别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速已经明显回落，对一季度经济增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例如，去年一季度海南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136.9%，全国排名第一。今年一季度该省房地产投资增速同比下降了近100个百分点。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指出，实际上一季度全国房地产投资达到8846亿元，同比增幅达34.1%，还没有出现明显下滑。“今年一季度房地产投资的变化还只是结构性的，比如像海南这样的地方，去年一季度房价上涨过快，房地产投资也出现过热。去年4月份，‘国十条’之后，部分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应该说这是一个积极现象。”他说。
　　房地产调控会不会影响经济增速？刘元春认为，随着储备土地的加快开发，商品房投资增速暂时不会出现明显下滑，加上今年中央提出了建设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计划，可以弥补今年下半年商品房投资增速可能下滑带来的冲击。“目前房地产调控还没有完全到位，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来源仍然十分充裕，今后还应该加强和完善房地产调控的力度和方向。”他说。

　　进一步收缩对大企业、大项目的贷款规模，警惕投资过热

　　目前我国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提高到20.5%的历史性高位。不少银行机构信贷已经接近或达到存贷款比75％的“红线”，面临着无钱可贷的局面。“货币政策的收缩对今年经济增长的冲击无疑是最大的。”刘元春说，“但为了应对目前的通胀等问题，这又是完全必要的。”
　　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全哲洙日前在第七届中国民营企业投资与发展论坛上指出，央行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银行短期贷款利率高达6.31%，客观上使中小企业贷款更加困难了。“我们发现一些小额贷款公司在变相地发放高利贷。原来我们规定民营贷款公司的利率不能超过4倍，但是现在远远超过这个指标。”
　　“货币政策收紧的方向不能动摇，而且还应该进一步收缩对大企业、大项目的贷款。今年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各地的投资热情很高，大的投资项目很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规模会很大，我们要警惕经济过热，也要警惕地方投资冲动倒逼信贷，导致货币政策调控的目标落空。目前企业库存增长很快，社会通胀预期较强，已经出现了经济过热的潜在风险。”刘元春说。

　　输入性通胀加剧，必须进一步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数据显示，一季度市场销售稳定增长，汽车、家具等住行类商品销售有所降温。与此同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迅猛，输入性通胀加剧，对我国各地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
　　“应对这一问题，短期内只能通过各种手段消化成本的上升。从长远看，我们必须进一步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同时，还要把握好人民币升值的节奏和幅度，加强国际货币政策的协调与合作。”刘元春说。
　　“未来的经济增长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依赖资源的集约化使用、技术的进步及配置效率的提高来实现，这也正是结构调整的应有之义。”巴曙松认为。
　　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姚同欣指出，原油、 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冲击到底有多大，目前还难以量化。但我们要站在金融市场的高度，争夺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并通过将我国强大的制造能力设计成金融衍生产品的形式，来对抗国际金融资本对大宗商品价格的操纵。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我国经济的长期平稳增长和经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