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省濮阳市的范县，流传着一句民谚：“全国一大怪，县城设在省界外”。这句话是指，河南范县的县城在山东省莘县的辖区之内。这被称为“飞地”，而中国境内，河南与湖北、上海与江苏、安徽与江苏等省间，都有土地“飞进飞出”。

南在湖北的飞地 （中国地图出版社《地图》杂志/图）

重庆在四川的飞地 （中国地图出版社《地图》杂志/图）

北京在黑龙江的飞地 （中国地图出版社《地图》杂志/图）

河北和北京在天津的飞地 （中国地图出版社《地图》杂志/图）

   “县城设在省界外”

    天子村村主任陈和平的桌上，摆着两部电话。一部贴着“重庆”，另一部贴着“四川”。“这是为了节约电话费。”他说。

    在行政区划上，天子村连同居住于此的近700号人都归属于重庆。但是，这个村子却又在四川省武胜县的版图之内。这意味着，若是他们安装了四川的电话，致电天子村位于重庆合川区的“本部”，是长途。而如果只装合川区的电话，他们与武胜县的联系就又成了长途。天子村到四川武胜县城仅四十多分钟车程，而许多村民一生也没到过重庆合川城区。

    这般境况，只因为他们住在“飞地”上。

    简单而言，“飞地”是指那些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又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尽管在行政区划的教材中，“飞地”问题是细枝末节，但在现实中，他们却并不罕见。

    在河南省濮阳市的范县，流传着一句民谚：“全国一大怪，县城设在省界外”。这句话是指，范县的县城在山东省莘县樱桃园镇的辖区之内，与该镇的镇政府同址坐落。

    而当地民谚又云：“山东省里有个河南县（范县），河南省里有个山东乡（樱桃园镇），山东乡里有个河南村（金村和张扶村），河南村里住着山东人。”住在樱桃园镇的居民，可能每天都会在两省间往来“奔波”。

    中国境内，河南与湖北、上海与江苏、安徽与江苏等省间，都有土地“飞进飞出”。而一省之内的市、县级间的“飞地”则不胜枚举。

    有网友曾发帖称，坐京九线火车路过黄河时，收到了河南移动的欢迎短信。这使他颇为诧异——在此之前，他一直认为该段黄河的南北都是山东省地界。于是，他回去细查地图，才发现该处有一段狭长地带，在行政区划上正是属于河南省濮阳市。这是因国务院为解决该地区的水利问题，对区划几经调整所致。

    而“飞地”区划交错，曾给山东省莘县的税务局带来了一些困扰。该税务局的内部文章记载，一位宋姓人士在此无证经营屠宰业。每当山东检查，他就说归河南管，河南查，他又说归山东，税收检查次次漏网。而他自己“自鸣得意，经常向其他商户显示自己的逃税‘高招’”。最终，分属两省的税务人员一起行动，才将其“捉拿归案”。

    土地为什么会“飞”到外省？

    飞地的产生，大部分是因为行政规划问题。比如因历史原因，香河县等三县隶属于河北廊坊市，却与该市之间隔着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的土地。由于面积太大，所以几乎在所有的全国地图上都可以看到“河北”被标注了两次的现象。当然，河北也有飞地，该省的芦台经济开发区就位于天津市内。

    而在中国的西北部，由于少数民族的分布有“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所以，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往往会形成“民族飞地”。在湖南境内就有一块属于贵州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的飞地，而贵州境内也有属于一个湖南少数民族自治乡的飞地。在青海和云南这种情况更为普遍。

    此外，由一级政府出面，在另一个行政单位辖域内建农场、工厂、矿山，就会形成“经济飞地”，这往往出现在土地稀少的直辖市。在中国，“飞”得最远的土地，是黑龙江省界内的双河农场——它隶属于北京，两者相距1060公里，这个农场如今是北京的劳动教养和绿色产品基地。

    上海在安徽和江苏有7块飞地。在安徽省内，有两座劳动教养性质的农场，一座牧场，以及黄山的一座茶场都隶属于上海。而江苏省大丰市内的上海农场、川东农场和海丰农场，都是上海市的“飞地”。这里，说上海话，吃上海菜，持上海户口。收成的蔬菜、禽蛋，也都送往上海的餐桌。“国家规定，政府的管理行为都是按照行政区划的隶属关系。”湖南省民政厅一位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说，“区划属于哪里，税收就归哪里管。同样，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也跟着行政隶属关系走。飞入地不会替飞出地承担行政事务。”

    原本，抽象的界限概念，并不会影响“飞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而行政管理的隶属关系，却使得“飞地”之上的居民的生活有点不大方便。《东方今报》报道，“飞入”湖北省境内的河南省河石槽沟村只有一所只到四年级的小学，孩子们上五年级和初中，就不得不到河南省的荆紫关镇。尽管附近就有湖北的学校，却不能就近入学。

    解决争议，资源是核心问题

    现在，重庆合川区天子村村民的生活习惯，已经与四川武胜没有多大差别。他们像当地人一样，喝酒不用酒杯，而是将酒倒入一个大碗，摆放在桌子中间。这一习惯，在合川居民中并没有。

    而口音，“飞地”居民也已与武胜、广安一带相同。他们“飞”来太久了，村子的历史只能通过长者的口口相传。

    当然，另一些“飞地”还保留着原来的习俗。

    河南石槽沟村村民王有芳说，解放初期湖北曾动员该村村民归入湖北，被大家拒绝了。至今，他们还喜欢吃面条，听豫剧。尽管村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媳妇都是湖北人，但石槽沟村的姑娘嫁人却基本上还选河南人。

    不过，习俗和文化并不是行政区划调整的首要考虑。资源才是。“在区划调整时，产生矛盾的主要因素是双方对资源的争夺，比如水利资源、矿产资源。”上述湖南省民政厅人士说，“那些没有资源争议的区域，一般通过协调都是可以调过去的。但如果涉及资源丰富的，就要考虑用什么去补偿损失方。有时会以土地置换的方式，尽量做到平衡。”

    而按照国家对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乡以下的变动，省级政府可决定。更高级别的调整，则要上报国务院。陕西省国土厅一位人士说，“涉及征地，若是省间‘飞地’，则需要两省间协商了。”

    整体上，国家对“飞地”的调整持谨慎态度。“一般不要设置‘飞地’，阻力不大的会尽量消除。”上述湖南民政厅人士说。但是，也要评估改变现状的后果，若是会影响到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则不会轻易改变。

   （感谢中国地图出版社《地图》杂志对本文的帮助）中国规划网北京1月2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