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运营：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新路径

　　有中国特色城市运营的目标就应该是助推中国城市的包容性增长

　　城市，是上海的年度词。世博会与胶州路大火，从正反两方面论述着城市治理的重要性。

　　去年，发生了一件世界文明史上的大事，城市人口在全世界第一次超过了乡村人口。其中，中国“贡献”最大，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里程，实现了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里转移。

　　按照国际惯例，城镇化率为45％～50%时，是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增长期，根据中国社科院2010年7月发布的城市蓝皮书，截至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46.6%。狂飙的城市化才挂上高速挡，“非常有幸也非常不幸我们中国在最快的发展期，国内各城市普遍表现出成长的焦虑，没有哪个城市愿意被这班车落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说。

　　“城市化不是问题，城市的快速发展也不是问题，关键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合理调控，科学管理城市。”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尹中卿说。

　　引入城市运营者

　　一场关于城市治理的华山论剑，“首届中国城市管理高峰论坛—— 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运营”，11月20日在上海市崇明县陈家镇开拔。

　　会址却是距离大都市最远的地方，崇明最东端、长江隧桥的登陆点。隧桥建成前，陈家镇是上海人类活动最少的区域。“从机场到这儿牧歌一般的气氛，田野很美丽啊，我们搞城市为什么？”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反问各位来探讨城市的嘉宾。

　　城市化的发力区域，反过来被城市管理先锋者热捧。2009年之前，由于长江的天然阻隔，崇明岛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进程不仅明显落后于上海各城区，也同样落后于华东其他地区。慢有慢的好处，直接略过试错过程，起点就比先行区高。

　　引入城市运营者就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新路径。在靠近东滩湿地的陈家镇，崇明县政府规划了四大组团，其中一个组团就是与方正集团下属的北大资源集团合作开发。有近10平方公里将被打造成国际论坛商务区，这场群贤毕至的高峰论坛颇有打头炮博得开门红的意味。

　　北大资源也借此成为上海最大的区域性城市运营商之一。但在崇明这个项目难度很高，难就难在它是白纸一张，却比拆迁更难，因为众目睽睽盯着这片区域。2009年10月，世界最大规模的隧桥工程—— 长江大桥提前开通，使得上海市区与崇明的距离缩短到一小时。这种紧贴既带来机遇，又带来疑虑。

　　“我希望北大资源在这里建设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崇明特定的背景，崇明岛是上海最后一块非常良好的生态保护地。”北京大学前校长许智宏提醒。

　　一个可资借鉴的后发力案例是扬州，在近十年的城市化发展中，相比于江苏的其他城市，尤其是苏锡常等城市，扬州的节奏总慢了一拍，但恰恰是这种慢了一拍，使得扬州不必再走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发展工业化，再以工业化成果治理环境的发展老路。

　　扬州广陵区自2006年开始规划广陵新城，引进某上市公司共同开发。广陵区副区长王洪俊说：“我们的经验是，政府必须做好规划和协调各种资源的工作，充分重视发挥市场的作用；同时，也必须选择优秀的城市运营商作为合作伙伴。”

　　美国不是好榜样

　　崇明正成为对主导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美国城市发展模式的“背叛”。

　　洛杉矶是典型的美国城市化代表。以洛杉矶为代表的美国城市化发展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城市群、郊区化、分散化、大面积占用土地，大规模消耗资源。在洛杉矶，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至少要有一辆小汽车，一辆皮卡，一辆面包车，才能比较方便地生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提到，尽管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认识到，美国这种建立在汽车文化基础上的城市化模式已经遇到很大挑战，今天没有任何一个美国政治家敢于改变美国的汽车文化。

　　极少数有批判精神的美国学者指出，美国人急需改变自己的消费模式，但是这种声音并不为公众所接受。在美国，更多的声音还是坚持把国际油价和粮价的高企，归结为中国和印度要吃得更好、用得更好。

　　“我们中国也面临着这样的挑战，我们的城市面临着非理性增长的冲击。”卢中原说。

　　城市本身正成为发展的障碍。一个在上海金茂大厦工作的白领乘坐高铁去杭州出差，他从金茂出发，乘坐二号线直达虹桥火车站，耗时35分钟，在火车站等待耗时15分钟。而高铁从上海到杭州耗时49分钟。火车到达杭州后，从等出租车、乘坐出租车直至到达目的地共花费35分钟。由于高铁的出现，对于上海杭州这样的两座城市间的旅行，最大的时间支出已由城市间的移动变为城市内的移动。大城市带给人们的烦恼和障碍确实已经不可忽视。

　　欧洲用规划成功地阻击了城市无序蔓延。“欧洲二战以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划，城市的周边规划农业用地不可占用，规划出绿化带，带来一个城市土地的可持续供应，而且它解决了粮食的自给问题，否则全世界粮价不知道高到什么样呢！”卢中原说，“崇明岛、上海主城区是两个很有代表性的地区，大家应该多研究研究欧洲紧凑型的发展模式。”

　　甲方乙方

　　中国城市越来越胖，而且虚胖。

　　尹中卿向本刊提供了一组数字：我国城市化率虽然已经达到46.6%，但在在城镇常住人口6.07亿人中，不仅包括了大约1.4亿在城市流动打工的民工，还包括1.2亿在城镇居住生活的农民，还有大约4000万因城市扩张被征用土地刚刚转化为城镇户口的郊区农民，所以这6亿中间有将近一半常住人口，并没有真正融入城镇生活，也没有真正实现城市化，实际上人们属于准城市人口。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韩保江将拔苗助长的城市称为“鬼城”。“我们国家有一些‘鬼城’，有城市执之型，没有城市之实，我晚上来到崇明岛，修建得非常好，但是灯都是黑的，4亿多人进城，但是4亿多人在城市里面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并没有跟城市长远发展有机地协调起来，很多人进城以后无业可就，甚至无能力就业，虽是城市人但是不能在城市生活，成为城市发展的累赘。”

　　根据一些学者的测算，我国城市化水平比工业化水平至少低15个百分点。

　　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第三产业滞后于第二产业，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交织在一起，求解思路归结为城市运营理念。中央党校报刊社社长肖勤福教授这样解释城市运营，“所谓城市运营，就是以市场为基础，以政府为主导，以各类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为协作各方，共同推进城市资源要素和既有各种运营条件的整合。”

　　在首届中国城市管理论坛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桂田向开封市市长周以忠提问，“在政府主导，企业运作的城市发展模式中，政府对企业有什么期望，企业在与政府的合作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

　　周以忠答：“开封市在与北大资源集团的合作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企业理解和认同政府在城市运营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北大资源集团总裁余丽补充说：“在城市运营实践中，政府是主体，是A角，城市运营商是协助政府去工作，是B角，这个角色定位是必须要明确的。”

　　“任何一种模式的城市运营，本质上都是有组织的经济推动行为，城市运营应该以最有效的推动城市化发展为目标，有中国特色城市运营的目标就应该是助推中国城市的包容性增长。”

　　方正集团董事、首席执行官李友对城市运营的阐释很有易中天说三国的味道：“政府其实也是一个公司，在我们这个社会体制下政府是大公司，政府这个公司开了很多分公司，省和地市都开了全资的城市，在这种法规、资源的情况下，作为企业小公司如何生存下去，如何和大公司的利益保持一致，所以我的观点有两个：一、无论公司的大小都一样的要运营。二、大公司欢迎下面小公司运营，一定要保持和大公司利益基本一致，这就是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你如何助力与大公司保持一致发展。”

　　安全居住也被纳入城市经营责任。卢中原说：“上海高楼发生火灾，是不是发展模式中的缺陷？它是可持续的吗？上海现在的消防设施根本达不到高层，高压水泵跟小孩尿尿似的，城市化发展必须要考虑，发生这样的灾害怎么办？”

　　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指出：“如果我们真正做到对生命的尊重，包括对人本身的生命价值的尊重，这样的城市化才是健康的、科学的和人文的。”

　　尊重生命，中国城市运营任重道远。（刘耿）中国规划网北京12月1日电 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