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１９日电（记者 傅双琪　贾钊）上海静安区一幢２８层高楼发生的悲惨大火让北京姑娘赵新雨的买房计划变得更加复杂。“上海的这场意外就是一个警示，之前看房子关心价格、质量、户型、地理位置，现在还要更关注消防设施和防火安全。”她说。

　　但是，普通白领并没有太多选择。今年１０月，北京新建住宅中普通住宅类销售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２３．２％，赵新雨一个月的工资买不到０．５平方米。

　　赵新雨家里几代世居北京。这个在林语堂和郁达夫笔下有无限魅力的古都，在这位年轻的“老北京”人眼里，越来越不宜居住。

　　“上班高峰期的地铁１号线，要等好几拨也挤不上去，挤上去还很可能到站不下来。”经常坐地铁上班的她说。

　　今年中秋节前的一个周末，北京因为一场雨出现了超级大堵车，市区拥堵路段峰值超１４０条，刷新北京奥运会以来最高纪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城市规划研究室主任李红玉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正处于急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但是不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呈现了“城市病”，这说明城市化的质量偏低。

　　“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城市病’集中体现在交通、房价和环境，也就是生活舒适度和便捷性降低，城市运行效率降低。”她说。

　　部分二、三线城市则呈现“半城市化病”。李红玉说，中小城市虽然人口增加，但是资源供给不足、就业不充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能力相对较低，从而使城市生产和生活处于较低水平。

　　“政府已经认识到当前的城市化进程质量不高，这些问题都是城市化进程中难以避免的，需要逐步解决。”她说。

　　刚刚结束的上海世博会有针对性地提出“城市”的主题。在城市案例馆，法国的罗阿大区提出了用“多极城市群”替代超级大城市的理念，这与中国专家们提出的协调发展的理念不谋而合。

　　“目前城市人口与资源的矛盾，症结在城乡差距太大，城市占有大量公共资源，迫使人口高度集中，抵消了城市基础设施和管理水平改善产生的积极效果。”李红玉说。

　　她认为，目前的解决方案应是通过推进区域均衡增长来控制单个城市的规模。“现在已经不能依靠行政手段，比如户籍控制，来限制城市人口增长。目前的做法是实施经济区规划，比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海西经济区等，建成都市区、城市圈和城市网络。”

　　更多人希望，中国城市的发展更多考虑“人”的因素，真正建成人居之城。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毛其智认为，所谓“更好的城市”，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城市能够为包括新增人口和原有人口在内的所有居住者平等地提供机会和服务；另一方面，在合理使用资源的前提下，城市的物质建设不断改善，让居住者的生活水平和舒适程度不断提高。

　　李红玉认为，２０世纪５０到７０年代，中国重视城市的经济功能，建设了一大批生产型城市，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居民的生活因素，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欠账”较多，这也是中国城市建设相对滞后的历史因素。

　　“比如，特大城市的发展效率优先，建设高层建筑是无可厚非的有效手段，但是性命攸关的安全问题应当是建设过程中优先考虑的问题。”她说。

　　此外，许多中国城市追求高速发展，忽略了特定的历史、文化和人文传统，造成“千城一面”。

　　对赵新雨而言，真正的北京是童年住过的四合院和槐树成荫的胡同。“不论北京怎样发展，我都不希望我的故乡变成一个陌生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