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公布的中国广义货币量，达到68.8万亿人民币。这是今年8月底的数。对应的经济总量是多少呢？目前还只有上半年我国GDP的统计结果：总量是17.3万亿。下半年GDP还会增长，广义货币也会增长，放到一起来估计，到今年年底我国的广义货币有可能等于年度GDP的200%上下。 

    这是两个不可直接比较的量。广义货币（M2）是存量，因为货币发出去一般不会消失，所有以往发出来的钱，什么时候都可以拿出来购买商品与服务——除非发生像朝鲜那样的政府翻脸不认自己发出来的货币的大事件。GDP是流量，代表一年之间新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两者的联系是间接的，因为正如本系列评论反复提及，货币别无他用，主要功能就是为商品与服务的交易提供服务。一个经济转起来的时候，需要多少货币参与其中，流量与存量之间总有一个合适的比例。

    也是以前提到过的，不少发达国家的货币指数 （即广义货币占GDP之比），先是由低向高发展，但一般过不了100%就掉头向下，整体上呈现出一个倒U字的图形。中国经济在计划时代的货币指数奇低，非常合乎逻辑；改革开放后，货币指数随市场化进展而上升，也合乎逻辑。比较不容易解释的，是中国的货币指数在1993年过了100%之后继续上冲，1997年 过 124% ，2005年 过162%，目前看依然扶摇直上，还丝毫没有掉头向下的意思。让我们先把好不好的问题搁置在一旁，如此越来越高的货币占GDP之比，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上篇专栏文章提出把制度变量引入货币分析，其实提供了一种调查研究的思路。这里要考虑走几步。首先，对货币数量方程中的那个Q（即商品劳务量），不能只限于观察“已经成交的”部分，还要考虑“潜在可以成交的”部分。其次，特别关注制度状态对潜在的商品劳务转化成现实的商品劳务的影响。最后，探查价格总水平变动的原因，不仅要看货币总量，而且也要看货币化进展的程度。就是说，物价变动不但可能来自于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也可能来自于潜在的商品劳务进入市场的状况。传统的货币主义高度关注货币量，前提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化、货币化已经趋于稳定，可以在理论上像货币流通速度一样假设为不变。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来说，市场化、货币化是加速推进还是停滞不前，对物价的影响就大了。

    远的不提，要理解近年我国货币占GDP之比持续高升、包括资产市场价格在内的物价总水平屡出险情，似有必要双管齐下，从货币供给机制与市场化进展两个方向，分别调查，综合研究。这当然不是报刊专栏的合适题材。不过就其大要，就算是挂一漏万写下几笔，也对清理问题不无裨益。简单的问题不妨单刀直入，但是像物价这样令公众关心和激动、成因又比较复杂的经济现象，搭一个粗略的框架，或可避免一下子深入细节反而迷失了方向。

    在货币供给方面，我以为最重要的线索就是从主动超发转向被动超发。这里所谓“主动超发”，是指政府迫于财政的压力，开动了货币机器向市场提供了过多的货币，即“央行发票子弥补财政赤字”。大体上，1994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人民银行法》，在法律上就终结了政府主动超发票子的可能。在实践上，自那以后国家财政情况良好，一般也不需要向央行透支。2008年10月后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货币大投放，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例外。至于“被动超发”，则是指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后，一方面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迅速增强，一方面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滞后，共同合成了巨额的贸易出超，结果被动地向国内市场投放过量货币。以2007-2008年为例，每年的净出口要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8%-9%，等于像广东这么一个大省一年生产的GDP全部以商品劳务的形式出口，但由此形成的各种人民币收入却留在了国内。累计起来算，仅2005年以后与出口商品劳务脱了节的货币购买力就达十多万亿。如此巨大的一个“货币缺口”，还不压迫物价上涨？你不让它涨，过量货币就到处漫游！

    但是另一个方面的情况更值得注意。给定货币被动超发，如果国内市场化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对货币的需求是一种水平；如果市场化潜力得不到充分释放，甚至受到人为抑制，那对货币的需求就是另外一种水平。问题在于，市场化的现状与潜力究竟是个什么状况，要靠“事实性的判断”，而不能凭借“价值性的主张”来主观臆断。否则，见仁见智的分歧，吵来吵去也达不成基本的共识。

    个人之见，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继续市场化的潜力还是蛮大的。从表面上看，我国市场里有无数商品供过于求，时不时还有“严重产能过剩”的报道。但是加上品质的维度，当下仍然有不少商品与服务严重地供不应求。举一个例子，老百姓对好医院、好医生、好学校、好老师的需求与日俱增，但“政府主导”的医疗和教育似乎永远也满足不了这些需求。可以开放市场、引入民营吗？有人疑虑重重。但是为什么还要说这些领域是什么 “市场化改革”过了头呢，那岂不是离基本的事实越来越远？

    要素的市场化进展更不平衡。比较而言，劳动力资产的市场化程度高些，但城乡一体、不论身份的劳动力市场还是有待发育。土地的市场化程度看起来不低，因为“地价天王”天天刺激着购房人的神经。但细看一眼，就发现该市场只限于城市国有经营性土地的转让。宪法规定的、作为我国两种土地所有制之一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至今还没有全国范围的合法市场转让权。不少人朗朗上口的“保护农民利益”，原来是并不包括“保护农民的土地经营转让权”这一层最重要的含义的。政府把农民的土地征来，招、拍、挂后开发的楼宇，叫“大产权”；农民在自己的建设用地上与他人合作建成的房子，却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小产权”！虽然法外的转让几乎无日无之，但笔者还是敢斩钉截铁地推断：没有合法保障的交易规模，永远小于潜在可交易的规模。

    加到一起看，中国还远远没有充分释放市场化的潜力。由此产生的诸多后果，其中之一就是难以平衡不断被动超发的货币。根据中国改革的早年经验——“水多了加面”——比较合理的政策组合似乎应当是，或动员更多的资源进入市场，以消化源源不断超发的货币；或减慢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但必须严格控制货币的超发。最糟糕的组合呢？就是既听任货币被动超发、又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畏首畏尾、裹足不前。这里叙述的逻辑是否对头，望天下识者察之。

    反正，中国的货币老虎越养越大。是货币总要拿出来购物，养老虎总要喂它吃肉。既然人们对货币之虎冲入市场并抬升物价有很大的意见，那么在左拦右截之余，不妨考虑，究竟喂多大一块肉，才足以让这只货币老虎乖乖地呆在笼子里、不跑到街上来作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