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即将开篇，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中“自然减速”与主动调整交织，世界经济复苏扑朔迷离，中国又面临通胀等诸多压力，中国如何采取策略应对危机？
　　11月5日，逾千名来自政商学界的国内外嘉宾在北京参加2010财新峰会，这也是财新传媒首次举办的年度盛会。围绕“变革世界的中国策”这一主题，与会国内外嘉宾进行了充分的互动讨论，话题包括全球经济新格局、“十二五”方略、中国发展模式、创新经济的挑战以及中国在全球经济复苏中的作用等。
　　
　 “十二五”重在调结构
　　
　　发达经济体复苏扑朔迷离，中国“十二五”面临更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在“十二五”如何把握这种形势，参加财新峰会的代表畅所欲言。
　　摩根士丹利亚洲执行主席斯蒂芬?罗奇表示，中国的“十二五”将是一个很关键的历史时期，会给中国创造很多机会，同样也会给美国等发达国家创造非常重要的机会。
　　他相信，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同时也可能会成为世界经济的转折点。目前，世界经济正在面临着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局面，而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有希望“扭转”世界经济的不平衡。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则认为，目前中国和美国面临的问题都不是周期性问题，而是过去20年的全球化中产生的结构性问题。“结构性问题不是量化宽松政策和凯恩斯主义政策可以解决的，这些政策只是‘手术之前的麻醉剂’，但不能代替‘手术’。”
　　许小年建议财富和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但并不是“杀富济贫”，而是进行制度改革，在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体现公平原则。
　 “如果离开改革，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就没法解决。”许小年呼吁“十二五”规划应认真考虑体制改革。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让?皮埃尔?拉赫曼也表示，要强调一个词――“调整”，“调整正在进行当中，而调整往往会造成一种“僵持”的局面。”
　　拉赫曼称，这样的“僵持”不光是体现在贸易领域，在气候变化问题等领域也存在。需要那些领导世界的人们特别是G20国家的领导人，充分地认识到当前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表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提出28年，而寻求实质性突破则需要依靠全面的改革。他感叹说，讲了20多年还是没有转变过来，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经济和法制环境没有能够建立起来，根本原因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这个体制性障碍归根到底就是一条，即政府仍然保持着“过大”配置资源的权力。
　　吴敬琏认为，“十一五”以前的经验和“十一五”的执行经验都表明，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根本上就是要解决体制问题，要不断推进改革，包括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
　　吴敬琏说，改革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成败在此一举。这一举不是一个动作，而是进行全面的改革，这需要我们花很长一段时间去艰苦努力。
　　
　　如何破解房地产难题
　　
　 “我从来没有写过（房价）什么时候会降”，但“房地产已经见‘顶’了。房地产市场下滑可能会呈渐进式，会分好几年。”在峰会上，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发表了上述看法。
　　谢国忠说，房地产已经“见顶”。因为今年货币供应量将低于GDP增长，今年可能是18%或19%。总的来说，货币是“偏紧”。在货币“偏紧”情况下，房地产价格要大幅度上升可能性非常小。
　　他分析说，中国从1996年开始进入通缩经济，其原因是国企改革，引起劳动力过剩，劳动力过剩引起一连串反应就是中国进入了通缩时代。这种情况下，货币大幅度上升也没有引起通胀，而且货币开始走进土地市场。“中国通缩”是一个“实体经济通缩”，但在资产市场里却是一个“非典型通胀”，而这个通胀完全反映货币供应量上升，10年来中国货币供应量上升10.6倍。
　　谢国忠预测，房地产的调整，将不同于股市调整形式，不会一下子跌下来，而会渐进式下滑，将持续几年时间。
　 “为什么中国的房价会特别的高？”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许成钢在财新峰会上回答这一问题时表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限制土地供给造成了住房供给不足。
　 “把供给卡住，价格抬高，一定会引发投资热潮。”许成钢说。但他认为，中国经济还有20~30年的高速发展时间。不过，他强调，只要土地供给问题不解决，房价过高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
　　
　　通胀真的会来吗
　　
　　与会的经济学家一致认为，明年“通胀”会持续，多数认为“通胀”水平会在3%~5%之间。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认为，较长期的低端劳动力的持续上升，将系统性提高中国未来的农产品和服务业等价格，从而推高CPI。他预计，2011年二季度中国CPI将超过5%，全年可能在4%或者更高一些的水平。
　　花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也认为，通胀已开始起步，受到长期结构性因素和短期货币因素叠加影响，2011年通胀可能达到4%。他分析称，“十二五”规划提出未来家庭收入的增长至少不低于名义GDP的增长速度，意味着消费需求的增加也可能带来通货膨胀压力。
　　也有经济学家指出，虽然2011年通胀面临上行压力，但是也存在下行压力。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认为，市场已经对美联储实行新的量化宽松政策有预期，现在的价格已经部分体现量化宽松带来的影响，可能现实通胀并不见得那么强。
　　诸建芳认为，另一个使通胀下行的因素是，明年全球经济或者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没有今年高，大体上还是一个放缓的情况，不会强烈推动价格上升。他预计2011年中国通胀可能略高于3%。
　　诸建芳指出，如果美国量化宽松政策超预期，比人们预想的规模更大，通胀会进一步往上推动，但还是存在不确定性。
　　
　　优化收入分配制度
　　
　 “十二五”规划首次将“消费”放在“投资”、“出口”之前。而提振消费的关键，则在于如何“让大家有钱花”。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在财新峰会表示，“让大家有钱花”，无非两条路径：其一是做大蛋糕，其二是分好蛋糕。所谓分好蛋糕就是要调整社会不同部门之间的收支比例。他认为，首先应当调整的就是切分政府的收支“蛋糕”。
　　姚景源认为，与消费相关的无外乎两个因素，一是购买欲望，二是货币支付能力。而在收入差距过大的情况下，有货币支付能力的富人购买欲望有限，有强烈购买欲望的穷人却没有货币支付能力。因而，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如何切好“蛋糕”尤为重要，否则将可能带来消费的萎缩，进而导致经济的萎缩。
　　姚景源说，在初次分配领域，无非是在政府财政、企业利润与居民收入间“切蛋糕”。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始终保持20%以上的增长，企业利润的增长也在20%~30%之间，只有居民收入的增长是一位数。
　　姚景源认为，要让居民收入“涨”起来，不能切企业的“蛋糕”，因为企业仍然是整个市场经济的基础力量；而要切政府的“蛋糕”，这必然影响政府支出。要削减政府支出，转变政府职能是必由之路。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指出，过去20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了14个百分点，2009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5%。尽管劳动报酬的比重是否下降在学界仍存在争议，但他通过对不同口径的比较发现，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是一个真实的趋势。
　　他说，从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的数据来看，在2004年发生了一个口径上的调整，除掉口径的调整以后，1990年到2008年中间，劳动报酬的比重下降了10个百分点。用国家统计局的居民住户调查数据来计算，对一些统计口径做了调整之后，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了9个百分点。
　　具体如何转变，王小鲁认为，政府转型是一个关键。“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没有体现出为公众服务；政府的运作，整个制度框架远远不透明、不规范，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存在大量的公共资金不合理使用。政府的资金运用有大量用于自我服务，还有大量用于无效或者低效的投资，这样一种状况如果不改变的话，解决现在的收入分配问题就会遇到很多难题”，王小鲁说。
　 “财税体制、土地制度、民营企业发展、国企分配”等几大问题不解决，缩小收入差距只能是空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保育钧表示。
　　保育钧指出，中国的收入差距在1979年到1989年的10年间并不很大，但从1989年体制改革之后差距反而进一步扩大。民生问题，分配问题不能孤立来分析，应进行包括财税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在内的综合改革。
　　他指出，财税体制改革首先从提高透明度开始。目前，中国的财税体制不公开、不透明。虽然现在向公众公布支出数额，但具体怎么支出并不清楚。保育钧认为，应该给予公众知情权，转移支付也一定要公开。 中国规划网北京11月10日电 记者林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