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罢工危机所反映的是欧洲高福利社会和养老模式的种种困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未富先老”的发展中大国有相当的警示意义。

　　当前老龄化浪潮正改变着全球的人口结构，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势。一直以来老龄化被看作是与“人口红利”相对的“人口负债”。在“人口红利”时期内，总人口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这样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劳动力增加、储蓄和积累增长、投资增长等结果，从而对社会经济增长产生积极效应。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抚养比的下降造就了更具生产性的人口结构，即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即所谓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贡献了约27%的人均GDP增长。

　　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确实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许多挑战和冲击，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加，将导致用于养老的资源总量的增加，如需增加有关养老的财政支出、提高企业养老金的支付水平和配置更多与养老有关的公共设施等。这些都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经济资源配置格局的改变。同时劳动力严重短缺也将带来经济总产出下降，储蓄率下降，导致投资减少等等。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社会具有老化速度快、老龄人口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点。上海、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情况老龄化更加突出。一般而言，发达国家是在实现了经济起飞和工业化完成之后，才进入老龄化社会，这时西方国家已开始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发展的目标开始逐步聚焦于人的自身发展；而中国是在低收入水平下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未富先老”已成为严峻的现实。随着我国社会步入老龄化，也就意味着养老负担日益加重，意味着经济中的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以及国民财富中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会相对减少。

　　本世纪后50年，我国的总抚养比将长期高达80%以上。在这种“未富先老”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影响的意义更加深远。因为这不仅仅涉及到中国人口自身的发展演变问题，还涉及到人口红利出现拐点后，如何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优势引擎，将人口负债变成人口红利，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中国应该借鉴发达国家老龄化社会中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来调整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模式。为了适应劳动力老化的趋势，发达国家逐步调整产业结构，放弃低端的依靠年轻劳动力为主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并向技术密集型发展，而这恰恰也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

　　西方一些国家的养老保障方式，与之相伴的就是政府长期承诺的迅速扩大，这些承诺的最终承担者仍然是国家财政的巨额赤字。政府对社会基本养老的承诺具有制度刚性，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推进，养老保障覆盖面扩大对财政的潜在压力将逐步显现。特别是金融危机后，长期财政偿付能力使一些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障更加不堪重负。据IMF统计，从2007年至2014年，20国集团(G20)中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国债负债率(国债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将上升至近25%。沉重的债务负担正在吞噬着政府的财政资源。

　　那么中国应该选取什么样的养老保障制度模式呢？中国的养老体制安排需要与“未富先老”的国情相一致。在较低收入水平下解决中国养老问题，既要考虑人口老龄化对现行养老保障体系的挑战，又要考虑量力而行，防止对长期增长带来冲击，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因此，我们需要从可持续性角度对中国养老保障体制改革进行评估，并结合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经济增长前景，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保障体制改革方案，做到兼顾“经济增长”和“老有所养”。

　　从社会发展规律看，养老保障模式的选择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养老保障模式也有很大不同。就养老保障模式而言分为家庭保障模式、国家福利保障模式和多元支撑的社会化共建保障模式三种。在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快速变迁、传统家庭养老保障功能萎缩、政府财政支付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推进社会化养老共建保障模式应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首选模式。而这种多元支撑的社会化养老保障模式就需要养老公共服务体系、社会化养老机构、社会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等一系列制度设计的全面跟进，启动中国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中国的养老体制安排需要与“未富先老”的国情相一致。在较低收入水平下解决中国养老问题，既要考虑人口老龄化对现行养老保障体系的挑战，又要考虑量力而行，防止对长期增长带来冲击，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因此，我们需要从可持续性角度对中国养老保障体制改革进行评估，并结合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经济增长前景，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保障体制改革方案，做到兼顾“经济增长”和“老有所养”。（张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