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中国的机动车增长速度，转眼间就达到了1.99亿辆的新高峰。

叹！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导航软件能提供实时路况地图，那一段段颜色加深的线段，就是城市血管里缓慢移动的血栓，移动到肺，就是肺栓塞，移动到心脏，就可能心肌梗塞。

首都，因为有3000年的建城史，积累了用摩天大厦才能摞起来的厚重的人口，又在近几十年狂奔了一通，心脏很难不超负荷。

中国政府，也一直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若干年前就已经开始超前防范大城市病，若干年后的今天，大城市病仍然偏执地找上门来。但是这次或许是病入膏肓，纵是政府再集思广义，专家再建言献策，甚至拿来他山之石来攻玉，依然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正如程远老师所言，这是一个无解方程。

西药，似乎更现代一些，但更多是治表不治本的。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路窄了加宽，车多了路又窄了再加宽；车又多了，路已经不能再宽了……

加强交通引导，设备上的越多，却越堵了。上至局长，下至民警，倾巢出洞，流着辛苦的汗水却经常换来一句“哪堵哪有警察”、“哪有警察哪堵”，绕来绕去已经将百姓绕迷糊了，到底警察和堵车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我相信“物质不灭”是真理，这地方顺了，那地方可能就堵，这么多车是跑在路上，还是停在库里，总要有个空间。相对于城市画圈摊大饼而言，车发展得更快，多到实在没地方消化。

提高购车门槛，提高车辆保有成本，似乎只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绝不公平，现在连肢残兄弟们都有考驾照的权利了，对后来者购车进行限制有剥夺人发展权的嫌疑，不够和谐。但又有什么好办法呢。

药方总比问题多，其中最重要的一剂的就是规划。而且上述诸多良策实现效力的前提也要做好规划。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越是长远，越要规划，因为中国诸大城市的拥堵病正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所以不要指望一日建成罗马，妙手回春，短期能把现在一个个已经半身不遂的城市调理好。

不仅要编规划，而且要高标准编制规划，就要改变过去各类规划相互掣肘的问题。

目前，在中国有三大决定城市发展的规划，发改委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设部门规划局的城市总体规划，土地部门的土地利用规划，过去都是背对背的，你编你的，我编我的，衔接都是象征性的，各自固守各自的“权威”，发改委管指标，规划局管座标，土地局管地标。

本来各自规划的出发点都是优化城市的空间布局，但却因为部门间各有一套理论，造成发展方向不一致，甚至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客观上就造成了发改委的产业发展布局、规划局的功能分区、土地局的土地供应不能相互支撑，此重彼轻，工业发展区没有大运力支撑，居住区、商业区不能就近配套，人为增加出行距离和道路负担。

这样的规划，即使预也废，只能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束之高阁。

要制定出一个合理的规划，首先要对规划期的资源承载能力和规划对象目标要有一个正确的研判。在有些人眼里，中国看起来极可能要走上“一部分先有车，最后却难以实现共同有车”的路子。很多人自欺欺人地认为因为没有足够的动力，所以不会有那么多人养车。车到山前必有路，没油必有新动力。不要杞人忧天，现在还没把车逼到份上。真要是到油荒时代，一定就会象人饥荒时发现更多可食资源一样，广东人可以吃蛇吃猫，甚至吃比蜈蚣爪子还多一倍的禾虫珍馐，我们的汽车也可以上山下海或在实验室里倒腾出来新动力。所以，我们对于未来汽车总量规模一定要有足够的预见性，不能再亦步亦趋，事实证明过去道路建设和交通管理相对于汽车的发展速度慢的不仅是半拍。

对待常规难以突破的问题，规划就要有超常规划的创新。真要象程前辈所说是原地无解，我想就要跳出来找答案，不要不敢想，如果有必要，象韩国一样迁都都是有可能的，再造首都或副首都，尽量将政治首都与经济职能相分离，或许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至少未来几十年的城市内部交通能大为缓解，也直接分流城市外部通道的车流。

合理的规划还应是一个管百年的严肃规划。交通基础设施要想到百年之后的需要，现在不一步建设到位，也要预留出如绿地等可调整空间，而不能因为卖地换钱，将重要交通通道两侧一定范围的土地悉数用于房地产开发，在道路两侧筑起一道道不可突破的水泥障碍物。有规划不行，等于没有规划。

无论是什么规划，只要相互衔接，共同发力，就会益于城市道路的活血化瘀，通窍活络，大城市的“拥堵”之病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而有望治愈转归，二三线城市及小城市也会因保健到位、预防及时而保持康体。中国规划网北京10月3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