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石家庄的历史并不复杂，它是一个仅有“百岁”的年轻城市。解放石家庄的过程也并不像预想中的漫长，战役仅仅打了6天。但石家庄在新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却不可小觑，新中国的摇篮、中国共产党管理城市的试验田等，这些鲜明的符号，赋予了这座年轻城市最宝贵的开国文化。

　　如今，这个为新中国创造了无数个“第一”的城市，正在再次发力，续写新的辉煌。

　　有证据的历史更加真实

　　作为共和国的发端之地，“天下第一庄”石家庄，是一个为新中国创造了无数“第一”的英雄城市。然而，无论一座城市的历史多么丰厚，倘若没有旧迹遗存，没有影像和文字的记录，那么，缺乏证据的历史便缺少了真实。为了抢救性地发掘和真实记录石家庄的历史，一些人在做着艰苦而执著的努力，其中包括王战军。

　　王战军，资深媒体人，凭借新闻人的职业敏感和责任，多年来，她对石家庄的开国历史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为“天下第一庄”找到了真实的注脚。在做平媒之余，她作为总编导策划拍摄了4部集文献纪录片，其中，2007年拍摄的《1947·电影镜头下的石家庄》，是对一部60年前“战争大片”的解密。

　　1947年，晋察冀军区电影队用缴获的艾姆摄影机和有限的胶片拍摄了解放石家庄战役的全过程，并利用极其简陋的设备剪辑制作，使之成为新中国第一部有声战争纪录片。60年后，王战军在拍摄《1947·电影镜头下的石家庄》时，不仅找到了那些残损的胶片，并且考证核实了原片中几乎所有的地点、场景和人物，在真实再现那场战争的同时，也还原了开国第一城最初的城市表情。

　　“纪录片每一部集呈现出来的是短短半小时，但是拍摄的素材都达到千分钟以上，拍摄时间至少一年半。”1000∶30，圈内人都认为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

　　王战军这样总结她所从事的纪录片拍摄工作：我们面对的是“三残”：风烛残年、史料残片，历史残迹。这“三残”很脆弱，转瞬之间就可能不复存在。她说，2005年拍摄第一部文献纪录片《沙飞与石家庄》时，采访对象的平均年龄是75岁，2007年拍摄《1947·电影镜头下的石家庄》的时候，采访对象的平均年龄超过80岁，2009年拍摄《奠基》时，采访对象的平均年龄是91岁。

　　所有资料都是抢救性的。摄制组的人都记住了她的一句话：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错过了，就再也不可得。倘若没有这些“抢”回来的证据，没有真实的文字记录，我们的后人或许会问，这些事真的发生过吗？

　　有细节的历史更加丰满

　　历史因细节变得丰满而深厚，但在发掘的过程中，寻找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人物，都历尽波折。在谈到《1947·电影镜头下的石家庄》的拍摄，王战军说，在60年前那些残破的胶片中，大多数面孔是模糊的，战役的进程、时段和地点都没有交代。拍摄的是哪一支参战部队、第一个冲上外市沟的战士是谁，更是无从考证。拍摄中大量的时间是“找”，“如果不找到，我们拍这样一部纪录片，对历史没法交代。”

　　胶片中有一个画面，石家庄战役前夕，一位指挥员面对多建制的装备部队做战前动员，这个人是谁？没有人知道。拍摄者苏河清那时刚刚从前苏联回国，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加之战争纪录片的特殊性，他也认不清。为了找到这个人，王战军把这个片段制成一个小片，到北京去找，正面寻找没有结果，就用排除法。

　　在石家庄战役的参战部队中，胡耀邦是三纵的政委，王战军便把小片拿给他的夫人李昭看，她也不认识。胡耀邦的儿子德平、德华也在场，看了说，这个人有点像四纵的曾思玉伯伯，又有点像王昭叔叔。

　　王战军当即在北京找到曾思玉的女儿，她说不像，父亲讲话没有这么有激情，建议让父亲亲自看看。摄制组又赶赴大连，面对模糊的影像，98岁高龄的曾老也难辨其谁，但肯定不是自己。

　　在曾老那里，虽没找到要找的人物，但让王战军兴奋的是，又挖到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有关石家庄解放的内容，新闻素材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

　　之后，摄制组又费尽周折，把王昭的子女请到石家庄，“看到王昭的儿子王燕生，我的心一下子踏实了，王燕生和他父亲长得太像了！”至此，胶片中有价值的几十个人物全部找到并得到了确认。

　　经王战军和她的团队发掘的石家庄的“第一”以十数计，新中国第一部有声战争纪录片、中国抗战摄影第一人、石家庄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第一套人民币的诞生地、首次提出中国新闻史上“石家庄模式”及其该历史断面的研究等。

　　为了确认解放区第一个电影制片厂存在，王战军凭着仅有的一张具有辨别特征的老照片(60多年前电影人驻地的大门，著名摄影家石少华在石家庄拍摄)，抽丝剥茧，大海捞针，终于在石家庄24中学的校史馆发现了同样的一座大门。经过缜密翔实的考证，最终确认解放区第一个电影制片厂在石家庄创建的史实。正是有了这个制片厂，延安电影团拍摄的党中央、毛泽东的胶片不必再千辛万苦送到前苏联去洗印；才有了七届二中全会、全国土地会议那些唯一的珍贵影像资料。后来这个电影厂跟随党中央北上，成为现在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王战军的这一研究成果填补了中国电影史的一个空白，得到了国内有关方面的认可，她据此拍摄的影片也同时被中国电影博物馆和中国电影资料馆正式馆藏。

　　如今，这些被挖掘的信息已经被人们所熟知。王战军说，“希望我们的努力是在搭建一座桥，以其连接半个多世纪的时空变换，延续石家庄市民对历史的记忆。面对石家庄西南海山陵园那么多解放石家庄无名烈士的墓碑，我们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开国文化是石家庄取之不尽的财富

　　作为建制城市，石家庄仅有百年历史，100年，对于一座城市来说，确实太年轻了。但非要把石家庄的历史拉长，王战军并不认同：“一说石家庄的历史底蕴，人们就会提到中山国、赵州桥等，但无论中山国还是赵州桥，历史上与石家庄的经济、地理、人文以及文化的传承上，其实没有必然的关联，仅仅是行政隶属。”

　　的确，我们没必要跟人家去比那些绵长的历史，石家庄最宝贵的就是开国文化，这是别人没有的。“就拿"解放"这个概念，对其他城市来说，也许仅仅是一个纪念；但对于石家庄，"解放"这两个字是带有符号意义的，这个符号代表了新的政权模式的诞生”，王战军认为，石家庄开国文化的发掘研究还远没有穷尽，这是石家庄取之不尽的财富。

　　王战军说：“60多年前，历史把如此珍贵的机遇给予石家庄并非偶然，除了交通地理位置、平山富庶的物产良田，那时石家庄的经济状况、交通业和近现代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抗战军民的英雄业绩和所激发的爱国主义热情等，都是党中央移驻西柏坡的"必选项"，如果没有石家庄自身的发展和积淀，也不会受到共和国如此的重托。“然而，今天的石家庄不能奢望历史目光的再一次垂青，所有的历史、所有的机遇都是自己创造的。任何一个城市，如果不强壮自身，只能在新的时代浪潮中再次被边缘化。”

　　不负“天下第一庄”的美誉，新的时期，石家庄，需再发力。

　　不做城市的看客

　　8月里的一个雨天，经过雨水的冲刷，桥上湿润的大块方石光亮乌黑，桥面上从石缝中钻出来的青草倔强地生长着，大石桥越发显得沧桑且雄厚。

　　当日，这里来了两位远方的访客。84岁的赵维新特意带着50多岁的女儿从武汉赶来，他的记忆停留在解放石家庄中午的鞭炮声中。“到了晚年，父亲一直在念叨着家乡，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回来看看。”女儿讲一口湖北话，她说自己虽说是河北人，但也是第一次到河北。

　　其实，对石家庄革命的寻根并不曲折，因为它的符号实在鲜明，开国第一城、新中国的摇篮、中国共产党管理城市的试验田等。陪同其他省份的几位记者一同采访，在石家庄市党史研究会原会长何天义老师细述这些闪烁着荣耀的字眼时，我被打动了。但感动真正来自何老师拖着病体还富有激情的讲解，而非这座城市本身。

　　说实话，我并不讨厌这个城市，甚至在别人批评它的时候，还会为它说上几句好话。因为，我是这个城市的外地人，十几年前来此，被这个包容淳朴的城市所接纳，我喜欢它的谦和，不排外。但内心从未感觉我属于它，因为心落不下，总怕哪天还会离开，成为这里的又一个过客。“一个城市就像一个人，如果我们不与它建立起真正的关系，它就只是一个名称，只是一个外在的形式，很快就会消失。为了建立这种真正的关系，我们必须善于观察这个城市，理解它独特的个性，它的精神，它的自我，它的性格，它的生活环境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演化。”这是采访中，王战军告诉我的一位捷克作家的一句话。

　　王战军也是这座城市的外来人，但她为这个城市做出的努力，让我深感她对石家庄的热爱。“如果你看到的城市仅仅是一片楼，一条路，一个外壳，一个概念，你很难把它当成自己的家，你一定要了解城市内在的东西，要跟它同进退，同变化。”也正是在与城市同进退的过程中，王战军在这个城市找到了心灵的归属和安宁。

　　是的，用心去体会和感悟生活的这个城市，你是参与者，不是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