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这期许背后，中国村镇规划的蓝图应如何写就？

    不断消逝的村庄

    “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中国传统乡村秩序正面临重大挑战。”在日前举办的以“村镇规划建设与管理”为主题的第219场中国工程科技论坛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徐德龙指出，城镇发展模式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乡村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房屋建设质量低下等一系列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中国农业、农民和农村地区的发展，阻碍了城镇化的持续稳定推进，影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局。

    不仅如此，“长期扮演着土地保护者角色的农民和农村，随着现代发展而沦为社会极弱势，甚而被视为导致国家与国土失衡的处置对象。”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发展基金会教授陈育贞说。随着社会、经济两极化的全球趋势的不断加剧，数以万计的农村将在未来十年消失。

    与此同时，“未来我国农村将会长期保有相当数量的人口”。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晓江说。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指出，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城镇化进程所带来的乡村变化，在世界各国都是非典型的。“若不能将中国村庄的规划管理和建设等问题引向正确道路，中国的未来发展将付出很大代价。”

    醉翁之意不在酒

    “乡村规划必须回归本意，而不是为了给城市贡献更多的建设用地。”然而，令陈锡文感到遗憾的是，近十年多来，中国的乡村规划受到了太多外力与人为因素的干扰。

    例如，在城镇和工业的快速发展中，缺少建设用地几乎成为了各地行政主管最为头疼的事情。为了扩大城市建设用地，很多地方采取所谓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这导致很多农村不得不去拆迁，不得不将农村建设成和城市小区一样的多层建筑，也就是很多人讲的逼农民上楼。”陈锡文说。

    在他看来，这些让农民过上城里人生活的做法，表面上似乎是为了改善农民的生活和居住条件，但很多地方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其主要目的是让村庄占用更少的土地，而把多出来的土地倒到城里来用。”

    在中国的城市建设用地中，工业厂矿用地占比达30%以上。“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陈锡文表示，根据相关制度规定，工矿企业用地的使用期是50年。然而，2013年工商总局统计数据显示，存活期不足5年的企业占了59.2%，存活期超过20年的企业占3.2%，存活超过50年的企业可谓凤毛麟角。

    “很多企业死而不僵，净资产早没有了，但所占土地的地价上涨已经足以偿还其债务。”陈锡文指出，中国的城镇化道路由于不合理的制度和不合理的用地，导致了它的需求无限制扩大，大量闲置土地不能被利用。

    未来，中国城市建设还要继续。《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城市自身如果不能科学合理使用土地，那么乡村将始终处在为城市建设被迫出让土地的过程中，这个矛盾会不断循环下去。”陈锡文说。

    规划让农民来编

    “中国传统乡村长期处在自治状态，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乡村也从未形成以集体消费为基础的福利社会。”伦敦大学学院巴特利特规划学院教授吴缚龙指出，“在这种状况下实施村庄规划非常困难，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是，这是谁的规划？由谁来实施？”

    “乡村规划的重点是要改革创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赵晖坦言，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乡村规划制定完成后，便成了送书下乡的活动，“没有人去看，也没有人去用”。

    在赵晖看来，若让规划真正起到指导作用，就必须让农民自己来编。“农民主体村庄规划编制的优点在于，符合村庄实际，符合农民需求，既省钱，又能很好实施。”

    “新一轮的村庄整治规划应当是社区规划，实施主体可能是村民和村民的集体组织，应当充分适应乡村的人口和社会的变化，对公共物品供给提出方案。”吴缚龙说。

    更为关键的是，规划一定要贴近农民的生产生活。“毕竟大多数村庄是给农民过日子用的，而不是供人参观和旅游的。”陈锡文指出，“对于农村的老百姓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实用、经济、节能、环保。”

    陈锡文强调，美丽乡村各有各的美法，有山有水固然很好，如果当地不具备这种条件，也绝不能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