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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有没有边界？这个疑问缘于本周的两则新闻：一则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获批，而安徽未在此列，出乎很多人意料；另一则是有媒体报道称，《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在即，山西、内蒙古等省份，都期望通过最后的努力，争取“入围”。 2012年全国两会上，位于中部的湖北、湖南、江西三省提出，希望在长江中游打造一个“金三角”，寻求产业联合互动发展，被人形象地称为“中三角”，这一想法受到国务院有关部门认可和支持。而此后，以合肥为代表的“皖江城市带”宣布“加入”。在该区域的各类联席会议中，也多次出现合肥的身影。就在今年2月，合肥、武汉、长沙、南昌四市有关负责人还在合肥签署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第三届会商会合肥纲要》。也正是由于四地的频繁往来，此次安徽未被列入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范围，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当前，市场千呼万唤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相关规划，更是因为极高的战略定位而备受关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邻近京津冀的多个省市的代表委员都呼吁，要求将本省纳入该战略的范畴，希望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供应、环境治理、旅游文化等诸多方面，与京津冀展开深度合作。 回顾近年来多项区域规划的编制和实施过程，不少省市都有过“出局”或“入围”的类似经历。但是，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一定要列入规划才能深度参与到某一个区域的合作中？城市群的边界在哪里？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又在哪里…… 由于空间位置邻近，经济活动联系紧密，产业在发展中形成合理的分工和协作，城市之间产生了内在联系，聚集人口、创造价值。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由不同功能和规模的多个城市聚集而成的城市群，正在深刻改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格局。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的辐射力、带动力，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城市群的范围，而城市群的“边界”，也更多是一种辐射边界。 相对于国家的整体战略布局，对于地方政府来讲，更复杂的心态或许还来自于对自身话语权和影响力的考虑。例如，在不同的城市组合里，每个城市特别是区域中心城市的定位和地位或许都会发生微妙变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许多区域规划的编制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对于该区域取什么名，哪个城市名称该放在前，都争执不下。 而在推动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推动产业的聚集与跨区域合作、推动人员的相互往来和流动上，可以说，政府既是推动者，有时也不自觉地扮演“门槛设置者角色”。不同级别的政府或许可以站在不同层面来统筹生产力布局，帮助打破发展瓶颈，逐步缩小区域差距，但前提是要真正打破“一亩三分地”的固有思维。更为重要的是，要有制度为这种打破固有格局的做法提供支持和保障。 现实中，地方政府在推动跨区域合作中往往带着复杂心态。例如，对于需要双方甚至多方共同出资的项目，各自拿多少钱？项目建成后，利益如何划分？区域性生态治理和补偿标准如何界定…… 按照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需求，未来，更多城市群规划将陆续制定并出台实施。我们乐见，通过诸多规划的紧密衔接，以及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一步步帮助打破行政壁垒，使各类要素的流动突破城市的“边界”，通过这种方式，让城市群一步步“扩围”，让发展改革成果与群外的城市共享。例如，诸多规划之间如何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推进中实现有效衔接？不同地区的人口、医疗、教育等政策如何与新型城镇化对接，如何满足人口自由流动的需求？各类财政、税收政策如何满足城市间相互融合的需求？政绩考核体制如何鼓励官员打破固有思维？ 在这种发展思路引领下，让不同地区之间有合作的愿望和动力，并使合作的现实通道不再系于“更高层面”推动，而是能在现有制度保障下，蹄疾步稳，水到渠成。 (责任编辑：白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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