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1月14日电（记者 徐倩 吴磊）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迁徙和农民工进城造就了经济快速发展，但与之而来的大城市病就像富贵病一般长期困扰着城市。如何让大中小城市共同实施“卫星镇”规划解决大城市病，为什么规划要解决长久需求而非眼前所能？中新第三个政府间西部项目的推进和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对于人口分布、规划实施有哪些助推作用？素有“新加坡规划之父”美誉的国际著名城市规划大师刘太格博士，在近期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连瀛洲纪念奖学金项目主办的2014北京“连氏中国发展论坛”上，再次接受了新华网记者的专访。 刘太格博士在2014“连氏中国发展论坛”上发表题为“略谈中国新型城镇化规划”的主题演讲。 新华网记者 郭小天 摄 中国西部规划得当 全国人口分布受益 新华网：中新两国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将着眼于中国西部城市。与两国之前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和天津生态城比较，您对中国西部城市的设计、规划发展，持怎样的看法？ 刘太格：我知道中国政府在推动西部城市建设，我现在正在做西安的规划。从纯粹的规划角度来讲，西部城市的规划与东部沿海城市，手法并无不同。城市规划师相当于一名城市医生，城市相当于病人，无论病人是白人还是黑人，治疗的医学原理是一样的。中国西部过去开发较慢，现在政府大力推动开发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现在有一个西咸开发计划，我们是配合这个政策来做西安的规划。从规划的角度来说，希望中国的人口不要不断涌向东部沿海地区。如果西部城市开发的的好，城市规划得当，这对整个国家的人口分布一定会带来好处。 新华网：之前有与会嘉宾提到，美国的发展是东西贯通的，中国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发展，西部人口涌入经济更发达的东部地区。相信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持续贯彻，西部有产业支撑的话，就会像您说的实现人口均衡分布。 刘太格：沿海城市有几个优势：一个就是开发早，经济实力较强；二个是与国际沟通更多，不单是交通、经济方面，人的思维也比较国际化。我是更希望中国中部、西部的开发能够更加完善，把人口留在当地。我这次去西安，没有想到西安的河道这么丰富，我不是水利专家，但是我想如果河道的河水能用闸拦下来，为西部提供供水资源：一是提供人的饮用水，二是提供农业用水，可能这项工作需要尽快找专家来研究。 卫星镇破解城市规划难题 法制化有效推动规划实施 新华网：去年采访您时，您提出解决北上广深等“超级大城市”的规划难题，是将他们每个城市划分为七、八个比较健康成熟的“卫星城”。今年，您对这个观点还有什么修正，或者补充？ 刘太格：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我的规划理念是不断修正的，是经过多年思考的。从二战至今，城市规划的整体风格、理念就是城市里面规划“卫星镇”。但那时候的大城市，充其量不过四五百万人口，现在是两三千万人口。这种理念过去曾是一个年轻男孩，现在他已是80岁老头。如果说它是曾祖父，下面还要有祖父、父母，还有孩子，一层一层的管着。最底层就好像孩子，就是“卫星镇”；上面就是若干个“卫星镇”组合成的片区，片区就是父母；若干片区上面就是城市。其实新加坡这个小地方，我们分成五个片区，每个片区再分成大致四至六个卫星镇。 可是新加坡的人口充其量也就500多万，要如何解决北京、上海、重庆等城市的问题？那就是要在卫星镇、片区、城市之上拥有若干个城市。比如上海，我认为可以有5、6个城市结合在一起。可能其中一个城市级别最高，是曾祖父，其他就是底下的兄弟。如果让一个超大城市下面直属的是“卫星镇”，这就是“摊大饼”了，“摊大饼”的弊病我就不需要多说了。 新华网：您曾说做好城市规划，中国的客观条件非常好。您说的客观优势是指什么？新加坡当年做城市规划的时候，可能不会像今天的北京已经高楼林立，土地稀缺，出现了一些“城市病”。北京今天的规划应该从哪里开始着手？ 刘太格：我认为每个城市都有希望，不过越早把工作做好，付出的代价就越小。就好像一个人，若是刚开始觉得喉咙有点痛，赶快去吃止痛药解决了。但如果等到肺已经肿了，你才去治疗，我认为就要找高手治疗了。我的建议北京尽快采纳“卫星镇”的方式，尽量把规划做出来，逐步地改善，新的开发就按合理的方式去做。 我说的中国的客观条件好，第一，全中国从上到下都很重视开发。现在还有些国家下不了决心，是不是该重视开发，这在中国不是一个问题。第二，中国是重视规划的。中国很多城市花在规划上的钱很多，就是好的方案太少了。用同样的钱用心去做好的方案，效果会截然不同。甚至用比较少的钱用心去做好的方案，不但省钱、效果也好。第三，中国负责城市规划开发的体系是完善的。国家有建设部、省有建设厅、市长底下有专管城建的副市长，还有规划局等等，整个行政系统是非常完善的。我曾经去过一些地方，花了一个星期和他们讨论新加坡的公共住宅。我说和你们这么多人讲，到底哪个机构主要负责，他们自己也闹不清楚。中国现在缺的就是把规划方案做好，然后依靠法治推动实施。 大中小城市共同规划 长久需要替代眼前能做 新华网：现在在中国“小城镇留不住人，大城市人满为患”。因为农民工都愿意去大城市打工，但有关专家做调查发现，愿意去大城市打工的农民，其实最愿意回到小城镇，特别是县级城镇落户，因为大城市生活成本太高。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让农民在中小城镇真正落地生根，成为市民，很多专家学者认为，这是新型城镇化未来的方向。你对中国中小城镇未来的城市规划怎么看？有什么建议？ 刘太格：首先，我非常欣赏中国“新型城镇化”这个理念。过去，中国偏重大城市，现在是大中小并重。我很同意和赞赏中国专家的话，不要把所有的资源、注意力和人才都放到大城市，要大中小同时研究。 要补充一点的是，中国的中小城市过去交通不方便，人口没那么多，当地的传统建筑未受其他传统建筑或者是外来洋建筑的影响，传统味道比大城市要浓郁很多，这些传统建筑都需要特别保护起来。在新加坡有红屋顶的地方都是古迹，我们的古迹有100多年了，当然你们的是上千年，我们当做宝贝来对待，这些古迹是永久性的保留，没有任何人可以把它拆掉的。 我为什么提出城市的“族群”？如果大城市需要曾祖父、祖父，那中等城市可能只有父亲和孩子。父亲主要承担中等城市人口能支撑的配套，尽量做得齐全。小城市如果是个青少年，只能够支撑小城市的配套。如果能注意把中型城市的配套尽量提升，当然不是一昼一夜之间，小城市也尽量的提升，那么将来小城市的居民如果小城市的配套满足不了，比如只有中学，没有大学，不一定要到大城市，可以到中城市；如果中城市没有博士学位，再到大城市去；还有比如买商品，一般的小皮包小城市都有，稍微讲究的到中城市去买，如果说要买世界名牌，只好到大城市。所以我希望把大中小城市的人口规模敲定，就按这个规模尽量配套齐全，配套包括就业岗位、住宅供应，这样他们就没必要去大城市。 其实我个人的想法，是有机会的话，在中国国内找一个大、一个中、一个小城市，我来配合你们把这个规划理念贯彻的做下去，来证明中国客观条件非常好，只要理念正确是可以把大中小城市做到国际化水平的。做这件事可能需要15年的时间，我认为对中国城市今后的发展起很大的作用。 新华网：您走访过中国很多城市，给当地政府提过一些建议。您曾说新加坡的规划一做就是几十年，而中国的规划现状您有什么建议？ 刘太格：新加坡做城市规划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我们直面问题，不找借口。只要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不解决，对城市发展不利，就一定克服困难解决。举个例子，1971年新加坡已制定好整个城市的地铁路线。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城市不能仅仅靠汽车来带动人口，还必须依靠地铁，我们在规划图里就把线路画出来了。可是那时候没有钱，到1982、1983年才找到钱来修建地铁。 一个城市的规划方案，必须画出城市需要的规划，而不是画城市现在就能做到的规划。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也就是说，不能政府现在因为没钱，需要的规划画上去办不了就不画了。否则，等将来政府有钱了，土地已经被房子占满了，又该怎么办呢？我认为，中国政府找规划师做规划，要画这个城市必须有的东西，而不是考虑能不能做。再补充一句，中国城市今天能做的东西，是不是跟十年前差别很大。那么，十年后恐怕差别更大，你怎么知道十年后，政府做不了这件事。这是其一。 第二是城市规划只要是合理的，就要按部就班去做。比如新加坡在70年代后期、80年代就确定了整个城市的快速路网路线，而且一直坚持做下来。现在的新加坡道路系统比较好，快速路一般是三车道加三车道，或者四车道加四车道。但在当时是不需要四车道的，所以在操作上先做两个车道，规划图上把线画出来，同时把地留出来。随着车流量的增加，可以增加三车道、双三车道，最后不行做立交桥。不能因为有问题就不去考虑了，必须先考虑，到时候有钱了你才能做。 新华网：明年是中新两国建交25周年，对中国近年来与新加坡在城市建设、规划领域合作取得的成果，您如何评价？ 刘太格：首先我很感谢中国政府和学界都认同新加坡城市规划的经验有参考价值。从学术角度来看，新加坡的经验对中国确实是有参考价值的。 新加坡过去是殖民政府，在独立之初对什么叫所谓合理的城市规划已经有一个基本认识，有一个较好的平台。新政府包括李光耀和他的同僚们一开始就重视城市规划，在好的平台基础上，首先研究西方城市规划的理念，包括刚才讲到的“卫星镇”我也做了很多研究。但是，后来在研究中我发现，西方人少地多，人口增长缓慢，甚至会出现负增长，开发量很少。而新加坡人多地少，而且必须迅速开发，这个情况跟中国是完全一样的。有鉴于此，我们觉得应该因地制宜，将西方理论调整了，来适应东方的高密度、高速度的开发。现在的西方国家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做大规模的城市开发。所以对西方过去城市规划的经验，现在懂的人不是很多，我个人觉得新加坡这种中西合璧的经验，对中国具有借鉴、参考价值。 国际新闻联盟中国城市频道 中国规划网 (责任编辑：白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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